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郑州商城和二里头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掘，学界多数认为：河南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早期（一、二期）属于夏文化的范畴，二里头晚期（三、四期）和郑州商城分别属于早商和中商。这一观点长期以来一枝独秀，也是主持二里头发掘工作的赵芝荃先生比较赞同的观点。然而凭借多年发掘经验，赵芝荃先生深知这一观点并非无懈可击，二里头二期和三期文化形态较为相近，将其一刀两断，分属夏商并不妥当。针对这一疑虑，他希望通过文化来源角度予以解答，于是分别对古史传说中夏人活动的区域和商人故地展开调查，为二里头文化的夏商寻找各自的源头。

新砦遗址保护标志碑

1975年洛阳工作队以探索夏文化为目的，开展了豫西调查（《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考古》1978年第1期）并发掘了临汝煤山遗址（《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发现了多处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早期的遗址，认为它们的时代应相当于夏代。通过煤山遗址的发掘，认为二里头文化是直接从煤山类型一、二期文化发展而来的。在豫西调查的基础上，如果能在商人故地找到与二里头三、四期相关的先商文化遗址，无疑为二里头文化分属夏商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然而接下来的工作却事与愿违，令赵芝荃先生“觉得好像有点不是滋味”（参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

1976-1978年河南二队主要调查了相传为商人起源地和南亳所在的豫东商丘地区（《1977年豫东考古纪要》，《考古》1981年第5期），并发掘了永城王油坊（《1977年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概况》，《考古》1978年第1期）、睢县周龙岗等一批重要遗址，结果表明，商丘地区是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分布的交界地带，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遗址均较少发现。这一结论显然无助于判断二里头文化是否分属夏商。

与此同时，在1977年11月召开的“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邹衡先生提出二里头一至四期均属于夏文化，引起了学界较大的震动，作为与会者之一的赵芝荃先生，对于二里头文化是商是夏？一时难以判断。这一问题困扰其多年，直到二里头二期宫殿和偃师商城的发现，才逐渐有了答案。

除此之外，邹衡先生从年代和文化性质方面，对河南龙山晚期属于夏文化提出了质疑（《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年第3期）。关于这一点，赵芝荃先生否定了自己对于二里头文化直接来源于煤山类型的判断，承认二里头一期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相比，差别较大，存在一定的距离。但他并不赞同二里头一期是最早的夏文化，认为二里头属于晚期夏文化，煤山类型为早期夏文化，中间有缺环，所以文化面貌不相连。为了寻找中间环节，赵芝荃先生决定继续开展考古调查，由于豫西煤山类型和豫东王油坊类型的文化面貌并不具备过渡形态，所以他将调查重点放在豫中地区。新砦遗址的试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的。

有趣的是，选择在新密新砦进行试掘具有一定的戏剧性。新砦遗址虽然是1964年密县文化馆魏殿臣先生调查时发现的，但调查材料一直没有公布，长期不为人所知。

赵芝荃先生像

1979年，赵芝荃先生首先在禹州和登封地区调查，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返程时决定换一条路，于是来到了之前从未去过的密县，在密县文化馆魏殿臣的办公室见到了20多件放在地上的新砦遗址陶器，正是他苦苦寻找的过渡形态的器物（参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1-202页）。兴奋之余，赵芝荃先生一方面化名谷洛群协助魏殿臣先生整理发表这批材料（魏殿臣、谷洛群：《密县古文化遗址概述》，《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3期），另一方面立刻奔赴新砦遗址进行调查试掘。虽然此次试掘面积较小，仅发现少量灰坑和一座墓葬，但发现该遗址范围超过70万平方米且同时包含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早期遗存。尤为重要的是该遗址的龙山遗存晚于煤山一期，二里头遗存早于二里头一期，出土器物包含两者的过渡特征，体现了龙山和二里头是紧密衔接、前后承袭的关系。

之后赵芝荃先生根据发掘材料，提出了“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的概念（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3-17页），新砦期文化将河南龙山晚期与二里头一期连接起来。至此，历经二十余年的探索，赵芝荃先生为其夏文化研究构建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和序列。然而赵芝荃先生所提出的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由于发掘面积较小、材料不丰富，以及内涵的阐释不够清晰等原因，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关于新砦期的有无成为争论的热门话题，一些学者认为新砦期只是特征不明显的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早期的混合文化，此后，断代工程于1999年重启了新砦遗址的发掘，也拉开了关于新砦期长期论争的序幕。

时至今日，对于夏文化的认识，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突破，但无可否认赵芝荃先生长期工作的二里头遗址仍是探讨夏文化的重要基石，其所提出的新砦期、煤山类型以及王油坊类型均为研究早期夏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1979年发掘区现貌

新砦遗址自1979年首次试掘，迄今已逾四十年，虽然争论仍在继续，但新砦期在夏文化研究的重要地位和学术意义已逐渐被学界所接纳认同，这一切自然离不开赵芝荃先生的奠基和开拓之功。在夏文化探索的漫漫长路中，赵芝荃先生孜孜以求、不懈探索的精神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作者李景山，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