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报》是我爱读并长期关注的一份报纸，也是我研究工作起步时期的一个好帮手。
　　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中国文物报》前身《文物报》创办前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了两个集体项目：一个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张政烺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图谱》，一个是198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
　　《中国古代历史图谱》是一部用图片讲述中国历史的多卷本著作。张先生对此书定下的编辑方针主要有二：其一，以历史图片为主，说明文字为辅，图片要真实可靠，即要注明形制尺寸以及出土地（收藏地）和出土时间等。其二，所选图片的标准要以历史价值为首，艺术价值为辅。这部书曾在1958年立项，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再次立项，前后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张先生要求我们关注最新考古成果，不要让书一出来就成了旧书。此时恰逢《文物报》创刊，张先生对这份报纸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仅介绍给我们，而且说他一直主张办这么一份能快速及时反映最新考古文物信息的报刊，《文物报》填补了这个空白。从此以后我就开始关注和阅读《中国文物报》，从中及时获得了很多考古和出土文物的信息。例如隋代灞河古桥遗址、黄河蒲津渡唐开元铁牛铁人等，都是首先从《中国文物报》上看到，并收入我编著的《中国古代历史图谱·隋唐五代卷》中的，而这些遗址、文物的发掘报告要到很晚才出来。2016年，这套浸透了三代人心血，耗时近60年的《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终于出版，圆了主编张政烺先生生前的一个梦，这其中也有《中国文物报》的一份功劳。2017年7月11日《中国文物报》第5版《文博出版传媒周刊》整版报道了此书的出版，并刊发了我所撰写的《〈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的编纂过程及其特色》，充分显示了《文物报》与这套书和张政烺先生的因缘。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中，我承担《隋唐五代卷》物质生活部分的撰写任务。当时在这一领域如何进行研究，心中无底，只能边摸索边研究。1992年，我在研究唐代服饰时，注意到“半臂”在文献中只有男子服用的记载，女子所穿并不称为“半臂”，于是结合文物资料和域外资料，写了篇《“半臂”为男子服饰》的小文投给《中国文物报》。能否采用，心中忐忑，结果却很快在6月21日的第3版“文物研究”栏目刊登出来，给了我继续研究下去的莫大信心。于是随后我又写了《“奴末额”与袴奴、抹额》，利用壁画资料和域外资料，改正了出土文书中“奴末额”的断句错误，对当时人们较少了解的袴奴、抹额进行了初步分析，文章也很快在7月26日刊登了出来。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从《中国文物报》上看到此文后，支持了我的看法。再接再厉，我又写了《“鱼袋”一说》，鉴于壁画与出土文物中很少“鱼袋”形象，结合传世绘画和域外资料及唐诗中“倒插银鱼袋”等诗句，提出“鱼袋”可能是一种硬物，文章见报于10月11日……《中国文物报》能连续刊发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文博人的小文章，令人感动。这些有关服饰考辨文章的刊登见报，既给了我信心，也为我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1998年，我研究唐代日常生活史的小书《唐代衣食住行研究》出版，这枚“军功章”也有《中国文物报》的一半。
　　一份报纸，如果既能提供最新信息，又能搭建起展示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平台，她就不仅能成为读者获取知识的好帮手，也能成为广大年轻文博人有信心将研究进行下去的好推手——《中国文物报》做到了这一点，她使我在研究工作中真正受益，对此我由衷地感谢。谨以这篇小文祝贺《中国文物报》创办35周年，并祝她越办越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黄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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