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头戴一顶白色太阳帽出现在成都，步入闹市之中的文殊院，听僧人介绍此处禅林圣地在清道光年间经历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改建，幽默地表示：“像这样的‘大手笔’你们可不能再来一次了。”众人闻罢大笑称是。
他头顶的太阳帽上书“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红色字样，这处文殊院正是梁思成及其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在抗日战争时期，调查西南地区730余处文化遗产单位中的一处。
此次赴蓉，单霁翔为出席“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的闭幕式而来。在文殊院幽静的庭院里，他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了3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情况，“通过的1081个推荐名单，再加上此次核定的可以并入前五批‘国保’单位的106个项目，数量已接近原有‘国保’单位的总数”。
“能否一次公布这么多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开始是很担心的，”单霁翔说，“但我们的汇报得到了与会所有国务院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现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总数达到了2352个，我们为此感到欣喜，同时更感到两个字的分量，那就是‘责任’”。
不积极申报，文物局就直接指定
《瞭望新闻周刊》：这次“国保”单位数量何以一次翻番？
单霁翔：这是我们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把文化放在更突出位置这个大环境决定的。在动员全社会关心支持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这些年我们遇到很好的氛围。比如去年下半年我们想做的三件事——设立“文化遗产日”、征集公布文化遗产标志、征集文化遗产歌曲，这三项在半年之内都完成了。特别重要的是“文化遗产日”的设立，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国务院领导亲自协调，各个部门都很支持。国务院还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作为文物保护部门，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文物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表明，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就有了一个护身符，相对来说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十分困难的时期，当时的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是有的受到一些损坏，但没有一处是完全丧失的。这样，我们感到将更多的文物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之受到法律的保护，对保护工作来说就是很大的保障和促进。
《瞭望新闻周刊》：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在申报“国保”时存在一些顾虑，不是特别积极，这次有何变化？
单霁翔：一些地方政府过去不愿多申报，认为被列入“国保”单位，不仅在其利用方面会受到制约，而且对其周边环境的开发也会受到约束。这次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地方政府不愿报，但我们直接指定。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有权在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直接确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报国务院核定公布。
但总的来说，我们感到与前五批相比，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要大得多。特别是地方文物保护部门的积极性空前地高，但也只有得到省级政府的支持才能够申报上来。我前两天在河南向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省长李成玉同志说起，河南这次有97项被列入了“国保”单位，他们都很高兴。
《瞭望新闻周刊》：“国保”单位的分布已形成怎样的格局？
单霁翔：目前“国保”单位最多的就是山西了，谁也比不了了。我们这次确定了六条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不搞平衡，就拿文物的价值——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价值，来作评判标准，而不是这个省多少那个省多少，这个省多照顾一点那个省少照顾一点。这个原则一定下来，山西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山西早期的木结构古建筑群多，特别是以晋城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这次一大批辽、金、元代古建筑群进入“国保”，山西一下子就进了150多项；第二多的就是河南，主要是古代大遗址，还有石窟寺、石刻等进得比较多；再下来就是河北、陕西、四川和浙江了。
温家宝要求以国务院名义下发通知
《瞭望新闻周刊》：被列入“国保”单位是否意味着对其修缮将主要由中央政府出资？
单霁翔：中央政府在这方面的经费是逐年增加的。应该说，增加的比例我们是满意的。比如2002年我刚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时，每年是2.5亿，去年增加到5.3亿。但对这个基数我们是很不满意的，这跟我们作为文明古国和亟待修缮的文物数量来比是很不够的。现在修地铁，一公里的投资已是8亿左右，而我们一年在这一方面的经费还不如修一公里地铁。当然我指的是中央直接专项经费，但加上各个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的投入，全国每年用于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经费数量要比这个大得多，比如北京市每年就投入1.2亿元。
中央政府日常的维修经费数量是有限的，我们是补助性质的，补助是有一些原则的。比如以亟须抢救的优先，对西部补助很大，西部12个省只要保护方案批准后，我们几乎是100%地补助，对东南地区经济发达省份我们对不起了，有的补助只有30%，对北京、上海我们几乎不补助。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所倾斜的，但主要还是看抢救的紧迫程度。特别是中央这些年重视大遗址的保护，在这方面给予了更多经费的支持。
《瞭望新闻周刊》：你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这几年，人们感到文物保护的力度较过去大有提高。
单霁翔：这和我个人没有关系，主要是大环境决定的。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2002年10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对我们的工作是强有力的促进。首先是国务院行动很迅速，在新文物保护法公布后7个月，国务院就制定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与其他法相比，能够几个月制定条例是极少见的情况。
我们又在新文物保护法的指导下，出台了40多个规范性的文件，这对各项工作的规范和管理是很大的促进。为公布设立“文化遗产日”，国务院还专门发了通知。原来我们以为是由国务院办公厅发个通知，这也是一般的惯例。但这一次，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说以国务院的名义发这个通知，规格上去了。
另外，过去国务院就文物保护发过通知，但这一次是第一次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发通知，等于是把文物的保护扩大到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是社会的进步，也反映了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包括了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也包括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格局，并且是多层次的，从城市到街区到建筑都有涉及。
历史文化名城必须新旧城市分开
《瞭望新闻周刊》：今年6月10日将是中国首个“文化遗产日”，其系列活动提前举行，并以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为开端，意义何在？
单霁翔：“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不是国家文物局的策划，这是活动的主办单位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局作出的贡献。文化遗产日设立之后，他们行动很快，抓住了主题，抓住李庄这个多重文化的内涵来做，我觉得很有创意，事实上它成为了“文化遗产日”活动的开篇之举。这也是我们对梁思成先生诞辰105周岁和中国营造学社在川活动的纪念。
中国营造学社对建筑界和文物界来说是神圣的名称，四川的李庄也是一个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发掘主要是对其精神的发掘。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有一批立志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弘扬民族建筑的中华精英聚集在李庄，从事研究、探索，包括实地的踏勘、文物古建筑的测绘等研究工作，取得丰硕的成果，是很难得的。特别是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能够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至今仍被我们奉为经典之作。
这次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今天城市化进程加速、城乡建设规模很大的时代，如何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如何使我们的建筑学、文物学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都需要弘扬中国营造学社的精神。
《瞭望新闻周刊》：许多人一提起梁思成就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感情，他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后来却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别是为北京古城的保护陷入很深的痛苦，甚至是以一个失败者的形象被后人铭记。
单霁翔：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梁思成先生50多年前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及其他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人们越来越感到是正确的，这也逐渐在建筑界、文物界及社会各界形成共识。在今天，梁思成先生的观点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许多城市都遇到发展与保护的矛盾，这时重温梁思成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对待我们今天的建设，在城市建设中更多一份民主，更多一份对文化遗产的珍惜，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瞭望新闻周刊》：在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之前，你是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曾致力于推动北京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编制。去年1月国务院原则通过了新修编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整体保护北京旧城，推动新城建设，这与梁思成上世纪50年代初的设想似乎不谋而合。
单霁翔：当年梁思成先生曾说，50年后历史将证明他是正确的。现在5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已能给出肯定的回答。今天我们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能从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50多年前提出的“梁陈方案”中获得启示，最近我对这个方案涉及的八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感到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写了三篇文章，认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必须从“以旧城为中心发展”转变为“发展新区，保护旧城”；必须从“大拆大建式旧城改造”转变为“旧城整体保护”，必须从“大规模危旧房改造”转变为“循序渐进、有机更新”。
《瞭望新闻周刊》：将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列入“国保”单位是否也体现出这方面的意义？
单霁翔：梁思成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从事的研究与他后来的学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把营造学社旧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使这一处重要文化遗产得到更加精心的保护，告慰梁思成先生等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各位民族英才。梁思成和他的同事们在李庄留下的属于一个时代的中国建筑文化的精神，将永远昭示和激励我们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而奋斗。
吁请成立文物公安局
《瞭望新闻周刊》：将近现代建筑列入“国保”名单，是否也是这次“国保”核定工作的特色之一？
单霁翔：这次新增的“国保”单位是由各省报上来的，经过严格走程序由专家来评审的，量比较广泛，认识不可能完全一致。我个人觉得这个名单还不是很完满，还有很多遗憾，比如对国际社会当前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很多理念和动态，还吸纳得不够，其中一条就是20世纪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对此研究较多，但在这次“国保”名单中20世纪的文化遗产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所幸的是像营造学社旧址这样一些重要的文化遗产被列入了。
今年4月18日国际古迹遗址日的主题是工业遗产的保护，虽然我们这次将南通的近代工业建筑群列入了“国保”名单，但对工业遗产的保护仍是我们亟待弥补的不足。还有对现代建筑的保护，特别是对现代建筑大师、现代建筑的一些代表作的保护，我觉得在这次也体现得不够。再包括现在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的保护等，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瞭望新闻周刊》：你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近年却频频以自己的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就文化遗产保护提出大量提案，你是如何看待这种角色转换的？
单霁翔：我觉得文物保护主要是要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包括政府各个部门，也包括各级领导，特别是包括广大民众的理解。政协委员在这方面可以起到呼吁、建议的作用，这往往可以得到重视。从行政角度来看，各个行政部门都在呼吁解决一些问题，但政协委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些问题。
像我的提案，每次都是把提案纸背面可供40位委员联名的地方都签满了才提上去，每次都能征集到40位委员对我的支持，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去年我作了7个提案，今年又作了15个。去年关于设立“文化遗产日”的提案得到实现，对我是很大的激励。
今年我的提案包括建议在高校设立文化遗产专业，在中小学教材中增加文化遗产方面的内容，成立文物公安局等。现在林业、交通、消防部门都有公安局，而文物保护形势严峻，许多重要的古建筑都是一些老人看护，他们在行动上都是弱者。在确保文物安全方面比较成功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就有文物宪兵，我特意走访了意大利的文物宪兵司令部，听取了他们的经验和介绍，更感到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我们更应该有这样的机构。
文化决定城市发展后劲
《瞭望新闻周刊》：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大建设时期都没能避免对文化遗产的大破坏。有人说在这个时期出任文物局长是最不幸者，对此你有何评价？
单霁翔：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对一个国家来讲，对一个城市来讲，它的发展总是有它的城市建设高潮期的。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表明，从过去十几年到今后的二三十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大规模城乡建设最多的时期，这无疑也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最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惟有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做好。
如何做好这项工作？我觉得一是通过立法，依法行政，加大文物保护法规体系的建设；二是加大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这是文物保护的基础；还有就是健全文物保护的机构，组织起一支敬业的、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献身的专业化队伍。
《瞭望新闻周刊》：这会是一个大破坏的时期吗？
单霁翔：从发达国家，如欧洲国家走过的路来看，这段时期肯定是历史文化遗产受到挑战最多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人们想到的往往是经济建设，以及城市面貌的改变，我们也同样如此。
比如危旧房改造，政府可能最初想到的是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是他们的历史责任；后来房地产开发兴起，政府更想通过房地产开发对城市经济有所贡献；进入21世纪，很多城市更是想迅速改变城市面貌，有的人为官一任就要使城市日新月异，在这个方面想得很多。
可在以上三种认识过程中，有很多城市都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意识到文化遗产之于城市的利益和长远价值。我现在正准备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功能城市到文化城市》，说的是一个城市最终将以文化来确定城市的发展后劲。
我前天就在和洛阳的领导探讨这个问题。洛阳他们叫十三朝古都，但至少九朝古都是没有争议的。什么是洛阳的城市特色？他们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音乐喷泉水池。但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把洛阳的五大古代城市遗址保护下来，才是城市最大的文化和特色。
因为今后这些大水面也好，立交桥也好，高层建筑群也好，是每个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实力建造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建造出古代城市遗址这样一种文化了。今天如果把这个特色丢掉了，就只能是千城一面的城市中的一个了，城市的凝聚力必然大受损失。(王军 《瞭望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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