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是文物工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没有这个基础工作，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是很难进行的。

　　文物保护单位是需要一批一批地不断陆续公布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文物普查是一个不断反复进行的工作，在文物普查、复查和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过程中还会不断有新的发现，其中可能很多都是有重大价值的，应该积极加以保护。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对文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过去考虑更多的是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等等，但是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化，文物保护单位应该不仅仅只包括这些。

　　从时代上来说，过去的认识仿佛什么都是越古越好，对近现代就注意不够，在近现代又是重点选择革命文物，而忽视了其他方面。事实上，近现代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近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经历的一个巨大历史变革的时代。

　　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百年，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百年，这是两方面的。既是屈辱的一百年，也是为了独立解放奋起斗争的一百年，表现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那么这一个历史阶段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历史事实就是物化在文物之中，所以这段历史不能忽视、不能弱化，而是应该强化的。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它具有“百闻不如一见”的真实性，最有说服力、最有感染力。文物说明历史、弘扬文化，都是别的教育手段所不可代替的。所以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从第三批到第四批，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比如过去主要是选择革命的，后来也逐渐增加了像中美合作所、上饶集中营等。这些地方虽说是反动派残酷迫害共产党人的地方，是罪证，同时也是无数的革命先烈抛洒热血、奋斗牺牲的见证。这是具有双重意义的。这就要我们能以辩证法的眼光来看。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东西都具有它各自的价值，根本问题是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来了解它、分析它、宣传它。

　　只要我们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文物，就可以“变毒草为肥料”、“化腐朽为神奇”。所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也很重要。在文物工作中，不能说反面的就不保护；当然这也不是说要把它抬到不应有的位置上。但必要的、典型的，我们一定要保护，因为它是历史。

　　真善美与假恶丑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完全排斥反面教材的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时反面教材能给人们以更深刻的教育。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文物保护单位增加近现代的内容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在内容上也要包括各个方面，因为不同内容的文物，可以从不同侧面真实地反映这一段历史的发展历程。这对于我们教育后一代，对于后代了解过去，了解我们近百年来屈辱的历史、先烈的斗争精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国情教育，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最有说服力的。

　　另外，对于文物保护单位选择的标准，有个怎样认识文物价值的问题。文物是一个包括内容十分广泛的概念。它的价值不仅仅是考古的价值，也不仅仅是古建筑的价值，文物的价值还有更广泛的意义。

　　有些虽然列入了古墓葬或古建筑的分类中，但它既不是考古发掘的对象，也不是古建筑的突出代表，但还是要保护。为什么？因为有它特定的含义。它反映了社会、历史的一个方面，对于教育后代很有作用。所以对于文物概念的认识，思路上要放宽，不要狭窄。

　　比如黄帝陵，如果单纯从考古的角度去进行发掘，那就把这个保护单位给毁了。我有一个观点：现在搞“假古董”绝对要不得，但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东西，尽管它是假的，但它又是真的。所谓假，是指它不是真正的那位黄帝的陵寝；所谓真，就是说从汉武帝开始就认定了这里，而且在认定时也是有其政治意图的。到今天，炎黄子孙遍布全世界，黄帝陵一年有不计其数的人来朝拜，也就是说，炎黄子孙有这样一个“祖地”，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如果书生气十足地来认识，否定它，就把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凝聚力破坏了。

　　又如，北京历代帝王庙是被列入古建筑类的。但是它的价值绝不能只局限于是一组与故宫同等规格气势宏伟布局谨严的古建筑。正如不久前许伟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体现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脉相承历史特点的历代帝王庙祭祖体系是它的首要价值”。明清两代的帝王庙都始终把伏羲炎黄摆在主体大殿最为显赫的位置上，作为满族的雍正皇帝在三皇神位前行大礼三上香，乾隆更是强调要“上自羲轩，下至胜国”形成系列，要体现“中华统绪，不绝为线”，一脉相承。这也表明，伏羲炎黄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地位，已经早得到活动在中华大地各族人民的认同了。

　　如果单纯地从古建筑本身进行研究，是不会涉及到这些内容的。而这一点恰恰是帝王庙除了古建筑价值以外还具有另一种重要的价值。文物工作不能拘泥于仅仅是考古、仅仅是古建筑等等，还要从宏观上，全面地来看待它、认识它。

　　文物是特定的东西，它本身是物质的，所起的作用却是精神的。它有自己特定的内涵、表现形式、管理方法等，需要进行综合研究。任何一件文物所蕴含的历史信息都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因而每件具体文物都往往具有多重价值。这就决定了人们对文物价值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条件的变化，以及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断深化的。

　　文物的科学研究，涉及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领域的各种学科，需要广泛地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对文物进行综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从深度和广度上，揭示其蕴含的全部历史信息，从而对文物的综合价值作出全面的评价。

　　选择文物保护单位的具体标准，也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当随着人们认识的变化而变化。文物保护与研究是一门学问，我们要在对文物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丰富、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学。（作者谢辰生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原国家文物局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