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位是李博士，那位是袁博士。”舞台上，西阴村的孩子们用手指向戴礼帽的几位外地人说。

这是百年前一幕的重现，孩子们口中的“博士”即李济、袁复礼。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当地戏校排演的小型话剧，通过讲述西阴遗址发掘历程，从一个侧面展示百年考古变迁。

2026年是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100周年，10月中旬将在运城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会议主题为“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聚焦深化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加快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人首次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

1926年3月22日至24日，时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李济、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技师袁复礼结伴来到山西夏县，调查与夏朝有关的庙宇和陵墓，发现西阴村“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在测量了当地的地势后，李济决定对其进行“披葱式”的挖掘。同年10月15日至12月初，李济主持发掘工作，袁复礼承担指挥民工发掘和测量任务。

前后两个月的发掘，获得一大批石器、骨器、陶片和贝壳，装了九辆大车。彼时的山西省府接到报告称“押车的是两个着装古怪的青年人”。官方在榆次截住车队，检查人员开箱查验，问道：“花这么多钱，运这么多箱货到北京，就为这些破砖烂瓦？”李济回答：“都一样，请你们每箱都打开看就是。”通过检查后，这批出土文物在榆次转乘火车运至北平清华园。

随后，李济对这批出土文物作了科学考证。翌年，他将此次考古研究成果写成《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发表。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早的专业考古报告之一。

李济在考古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当时采取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如“三点记载法”“层叠法”“探沟探坑法”。因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在中国考古界沿用至今。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评说：“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简单，在60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西阴遗址的考古发掘，是在内忧外患年代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严谨的学术性；而李济的考古报告完全突破了传统的金石学，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用科学方法研究考古学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阴遗址成功发掘之后，清华于1927年请李济第一次教授现代考古学，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考古学课程。

“西阴遗址迄今经历了三次发掘，第一次是1926年，第二次是1994年，第三次是2025年至2026年。三次发掘，可以说代表了中国考古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范文谦对记者说，1926年的西阴遗址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也由此奠定了李济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地位。

这次发掘受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的关注。他写信给留学美国的儿子梁思永，鼓励他回国参与西阴出土史前陶片的整理研究工作。 

在西阴遗址第二次发掘主要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建文看来，西阴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一开始就是多学科合作的，并且成就了两位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写出《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考古报告，梁思永完成 《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硕士论文。

“西阴纹”彩陶和半个蚕茧

彩陶是1926年西阴发掘的重要收获，值得注意的是器物上别致的花纹。“彩纹中最要紧的个形是横线，直线，圆点，各样的三角；宽条，削条，初月形，链子，格子，以及拱形也有……别处没有见着这类似的花纹，所以我命名为西阴纹。”李济写道。

学者王仁湘多次撰文解读“西阴纹”，认为“这是中国史前彩陶中很值得研究的一类纹饰，它的构图均衡洗练，图与器结合恰贴，时空特征都非常明确”“‘西阴’彩陶的主要分布区，是在关中及邻近的豫西、陇东和晋南地区”。

在山西考古博物馆的展厅里，137件（组）彩陶文物静静陈列，承载着先民智慧与审美的“史前浪漫”。名为“花开西阴——汾河流域的史前彩陶”的专题展，首次以年代序列为轴，全景式呈现汾河流域史前彩陶的演变脉络、纹饰特征和发展谱系。

山西考古博物馆举办“花开西阴——汾河流域的史前彩陶”专题展

古文字中，“华”通“花”，本义为繁花盛放、生机勃发。“花开西阴”，彩润四方，华夏文明的文化根脉也镌刻于汾河史前彩陶的斑斓纹饰之中。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向记者介绍，展览重点呈现了西阴遗址第三次发掘最新出土文物，如夏县师村、河津古垛、太原镇城等“十四五”考古新发现彩陶珍品，完整展现了山西史前彩陶文明的演进脉络与艺术高度。

蚕茧是1926年西阴发掘的另一项收获。李济兴奋地发现了一个“半割的、丝似的”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便推测其可能是人工蚕业的遗存。在清华园，李济请国学大师王国维看过蚕茧。1928年李济将这件蚕茧带到美国鉴定，在多本论著中提及。

李济认为，虽然通过半个蚕茧，不能十分肯定地推断中国新石器时代蚕业的存在，但却可以论定，“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

近年来，晋南运城盆地多个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其中有距今6000年前5枚仰韶早期的石雕蚕蛹。田建文说：“这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石雕蚕蛹形象，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不但是仰韶早期养蚕和丝绸起源的重要线索，也给西阴蚕茧的出土提供值得信赖的空间。”

让中国考古的故事继续传扬

2026年，对山西考古来说是个“大年”。中国考古史，走到西阴遗址发掘10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

100年前，当李济从容主持西阴遗址发掘时，完全遵循现代考古学标准，严格按照地层发掘，妥善分类保存了各类出土物，完整翔实记录了西阴遗址的各项数据。

“中国自主科学考古的起点就在西阴遗址。当时李济先生提出明确的发掘准则，高度重视文物归属，在百年前就树立了科学、规范、严谨的考古理念。”范文谦说。

20世纪60年代，正值三线建设时期，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考古工作者齐聚山西侯马，参与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据范文谦介绍，当时张颔担任队长，黄景略任副队长。一大批青年考古学者在田野工地历练成长，积累了宝贵的发掘经验。现行的考古田野操作规程，正是依托侯马考古会战积累的经验，一步步总结和完善的。

西阴遗址百年考古，三代发掘队伍的主力都是青年学者。在郑媛看来，1926年李济在西阴遗址开展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之后摸索形成的田野技术方法与考古工作理念，总结的经验和规律成为行业范式并逐步推广，对中国考古学科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具有里程碑意义。

西阴遗址的百年发掘历程，也是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的缩影。100年来，中国考古人在不同发展阶段聚焦不同学术问题、攻克不同研究难题，这一学科发展脉络，在其考古历程中清晰体现，这也是西阴遗址本身独特的学术价值所在。

由西阴村遗址得名的西阴文化，是新石器时代重要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西阴处于古河东地区，由于池盐、铜矿资源和交通的优势，历史时期处于两大古都洛阳、西安的连接线上，决定了远古时期西阴文化的形成及其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考古工作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凝结了不同时代考古人的心血。范文谦表示，山西有丰富的史前时代遗存，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有独特的夏商方国以及晋文化遗存等，山西考古人要继续把这些优势和特色发挥出来，做大、做强、做扎实。

今年5月，“纪念西阴遗址发掘100周年考古教育与公共考古系列活动”在山西大学举办，第十四届发现中国李济考古学奖学金颁奖仪式及十五周年特别奖、公众组专项奖同期揭晓。

据悉，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举办期间，夏县西阴考古博物馆预计试运营；“重读西阴：中国考古学本土化与科学化一百周年特展”将于11月在山西博物院开幕。

百年考古寻源，一脉文明永续。郑媛说：“百年前，李济先生踏上西阴村的土地，开启了中国考古史上光辉的一页；百年后，我们举办一系列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系统总结百年西阴的学术积淀，让中国考古的故事继续传扬。”

（续红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