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月令》记载“命工师，令百工”，“工师”督造器物、考核技艺，器物能不能用，往往就是技艺是否“到位”的标准。“今天的文物修复师，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但方向却发生了根本转变。”
马年新春前夕，关注了历史大V“文物医院”的文博爱好者刷到博主这样的分享：修复文物不再是为了“让它重新好用”，而是为了“让它尽可能留下来”；不再追求看起来完整漂亮，而是更在意真实性是否被尊重、结构是否安全、未来是否能被好好保存。职业角色也从依赖经验的“修器之匠”，转变为融合传统工艺、科学分析与修复伦理的专业工作者……这位博主就是张珮琛，他是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国家级非遗“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是“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更是2025年度“全国文物大工匠”之一。
这份工作需要时间去沉淀
30多年前，艺术生张珮琛已经画了多年画，进入上海博物馆缘于一次实习机会，爱动手又对文物修复逐渐产生兴趣，他和师傅黄仁生老师作了“双向选择”正式入行。张珮琛自称是个偏“i”人，适合做需要长期投入、反复推敲的工作，他告诉后辈，文物修复是要耐得住寂寞，需要耐心、需要时间沉淀的行业，没有捷径。有人疑惑，一件文物修复有时需要几年，太慢了吧？张珮琛答：“只要遵从科学的文物修复节奏，那就是正常速度。”
慢，绝不是拖沓而是“执着专注”，面对一件器物、一块残片要反复看和琢磨，甚至有时一天都不一定动手；慢，更为“精益求精”，但并不意味着追求外观完美，而是不断问这个处理方式是否最合适、是否更具可逆性？慢，还是“一丝不苟”，文物不可再生，一旦处理失误就无法挽回，因此，张珮琛坚持宁可慢一点，也不能错一步，“包括材料选择、操作顺序甚至环境条件，都需要反复确认。”一个细节的微小优化，最终会带来整体稳定性的提升。
张珮琛对“慢”的领悟，是由修复一件“名气不大”的文物开始的。从业以来，他参与修复和复制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石刻、佛像、印章等金石类文物上千件，其中不乏“国宝”。但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跟着师傅学习几年后，第一次独立完成修复的那件青铜器——商晚期兽面纹高足盘。这件器物器形大气、纹饰精美，但出土时破损、变形都很严重，对当时的他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难度”。“每个环节我都做得很慢，也很谨慎，几乎是把自己所有能用的知识和经验都用上了。”百分之百投入的同时，张珮琛还带着一点年轻人“想证明自己”的劲头，整个过程既紧张又充实。当器形逐渐恢复出来的那刻，他第一次真正建立起了对自己判断和技术的信心，也从那以后，他养成了不急于动手的习惯，先看、先想，再做。如今，当张珮琛参与富有挑战性的修复工作时，这些最早的经验会自然地“浮上来”，让他更有底气去面对诸多不确定。
一边修复一边不断被刷新认知
在一个持续“出新”的考古现场，一边修复一边不断被刷新认知……张珮琛这样形容2023年参与三星堆祭祀坑最新考古出土文物修复的难忘经历：“这个项目体量大、难度高，更重要的是，它带来的感受和以往完全不一样。”
“三星堆，我又来了”，张珮琛带领团队奔波于川沪两地，在现场一待就是几个月，时刻面对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不确定性”。回忆起8号坑内文物的叠压错综复杂，他记忆犹新。那唯一一件仍然附着黄金面具的青铜头像刚被发现时，头像颈部有大量贯穿性裂隙，经过妥善的整体提取后，修复师对它的整形成为一大难点。当时，黄金面罩两侧耳部和条状冠饰变形严重，耳部被折叠挤压到原面积的八分之一。虽然面罩并非百分百纯金，含部分银成分，但在整形过程中，依然很容易断裂。张珮琛团队采用将多种不同硬度的工具混合使用的方法，终于成功清理了附着物，变形的耳部完全展开复位，耳部的彩绘也得以保留。
“文物里面还有文物！”张珮琛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清理过程中，我们从一些青铜容器和头像内部，又陆续清理出金饰片、铜龙、铜树枝、象牙制品等一批文物，在以往项目里很少见。”与此同时，难点也接二连三，特别是每一步操作都要考虑“不能破坏考古信息”，时间和节奏都很紧，需要在保护、研究和展示之间找到平衡。也正因为这些挑战，这次修复工作的意义就不只是“修好一件器物”，还在于通过CT扫描、清理分析，让修复团队得以看到青铜器的铸造方式、内部结构，甚至判断它们之间的组合关系，这些都会反过来推动考古研究。
白天在考古所修复工作室清理、修复，灰头土脸；下班后走出场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抬头看鸭子河边的夕阳，那一刻张珮琛有种很强烈的感觉——3000年前的古蜀人，看到的应该也是这样的落日与花开，这份工作不仅是在修文物，更像是在和历史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让传统修复更科学一点、精准一点
谈到工匠精神的“追求卓越”，张珮琛认为更多体现在“愿不愿意往前走一步”。“这些年我们在尝试把CT、三维建模、3D打印甚至AI引入修复工作，就是在想，能不能让传统修复更科学一点、更精准一点，而不是完全依赖经验。”
近年来，以手工修复为核心的传统技艺，正不断受到新技术的影响。但张珮琛始终认为，文物修复的发展，本质上不是“用科技替代传统”，而是让科技为技术服务，使优秀的传统技艺更科学与安全。从这个角度看，科技与传统技艺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一种能力结构的重构。
曾亲眼看到南方脆弱青铜器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基体几乎完全矿化后，张珮琛心有触动：这类器物形存而质亡，对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极高的挑战，也更加凸显了科学修复与长期保存的重要性。他提醒年轻一代要尽早接触新技术，但不要依赖，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人本身的判断。他以青铜器修复为例进一步说道，CT检测、AR技术以及AI辅助分析等手段，使文物修复人员能够从材料结构、病害机理到修复路径，实现由“经验判断”向“数据支撑”的转变，本质上解决的是“看得更深、判断更准”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文物修复依然高度依赖经验与审美判断。器形复原、工艺逻辑把握以及最终修饰控制，仍然离不开修复师长期积累的“手上工夫”和“心里尺度”。“因此，我更倾向于将这种融合理解为一种协同分工：科技在前端拓展认知，传统技艺在末端实现价值。这种融合正推动文物修复从单一技艺走向‘科技+手艺’的复合体系——既提升了修复的科学性与可控性，也让传统技艺在新的技术框架中获得延续与再生。”
在“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领域，张珮琛也致力于把“经验”变成“体系”，他不断梳理传统修复技艺，并将其转化为可以教学、可以传播、也可以用于国际交流的内容。他也希望能在“非遗+科技”的方向上多做探索，让这门技艺既能守住传统，又能在当代继续发展。
怎样更好地“展示过程”值得思考
张珮琛是严谨而专业的文物修复专家，他积极参与国内外文物保护项目和交流活动，组办“文物保护修复的新视野”等高水准的学术研讨会；参与中德合作的博物馆人才交流项目、国际博物馆协会藏品保护委员会大会、香港故宫中国古代艺术保护等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开展业内交流，将中国的文物保护成果展示给世界，也将国际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国内。
张珮琛也是亲切又热心的文博科普老师，在“上博文化沙龙”活动中他是受观众欢迎的导览员；在“文物医院”里他是乐于和网友交流探讨的博主。无论线上还是线下，他都不忘观察和思考：如何把专业过程讲清楚，让公众能真正看懂修复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
2024年，“开放式文物修复”成为张珮琛一年中最特别的关键词。当年6月底，一个全新的开放式文物保护修复室在上海博物馆东馆揭开面纱，观众站在四层展区的玻璃幕墙外，就可以俯瞰他和同事们修复工作全过程，并对像手术室与维修间综合体般的环境设计充满好奇。虽然空间有限，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上博力求通过这个小小空间向观众科普文物修复工作的日常和流程。张珮琛发现，越来越多观众对文物的清理、拼接、配补等修复过程的关注度，往往比最终结果更高，那么今后应该在“展示成果”与“展示过程”中尝试找到更好的平衡点。
“年轻人对这个行业的关注度也明显提高，但也存在一些误解，比如有人觉得修复就是纯‘手艺活’，也有人认为修复以后一定被AI取代。实际上，这个行业既需要手上的工夫，也需要系统的知识结构。”张珮琛说，所以他想通过“文物医院”这个窗口，继续加强科普，把专业语言转化为公众能理解的表达；让修复过程更加开放透明，减少误解；引导年轻人正确认识这个行业的门槛和价值。“对我来说，通过自媒体科普不只是‘讲故事’，更是通过不断用年轻人听得懂和感兴趣的语言与方式，把文物修复从幕后慢慢带到公众面前。”
一边做修复、一边做总结、一边将研究往前推进，新一年的工作正按部就班展开。张珮琛希望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逐步形成一套既立得住、也传得下去的文物修复体系，使传统技艺在当代科技语境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让历史以更真实、更完整的方式，被交到下一代手中。”
对技术的敬畏，对文物的尊重，以及对时间本身的谦逊，是张珮琛的初心。他坦言，这次获评“全国文物大工匠”是一种阶段性的提醒——提醒自己这30多年没有白干，也提醒今后要做得更稳、更好。
（赵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