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四五”提出“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再到“十五五”强调“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推进管理资源整合，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党和国家把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维护文化遗产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发挥着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从系统观的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等特性来说，加强文物系统性保护是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推动下，文物保护也正在从单体文物保护向系统性保护的根本性转变。

文物系统性保护，从保护对象上来说，要构建“点—线—面”保护格局，既要守护好点状文物，也要串起国家文化公园、文物主题游径等线性遗产，更要在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等面状空间中实现有效保护。从保护机制上来说，要形成跨区域、跨部门合力，不仅要打破省、市、县等行政壁垒，也要推动多部门多领域深度协同。从保护目标上来说，要加强文物的保护传承，一体化推进保护管理、研究阐释、展示利用。唯有多维度推进文物系统性保护，才能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织密各类文物“保护网”

目前，我国拥有76万余处不可移动文物、1亿多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这些丰富的文物资源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文物并非孤立的物质载体，而是深深嵌入自然与社会环境之中，始终与外界处于普遍联系之中。文物系统性保护要明确完整性与全面性，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构建内外联动的有机整体。

作为文物系统性保护的基础环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自启动以来，从试点、轮训到实地调查、数据审核，国家进行统筹谋划部署，力求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情况。文物部门和多个部门建立工作机制，加强沟通会商，强化协同配合，加大相关领域文物普查和保护力度。针对国有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国家文物局近期部署推进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并同步启动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试点工作，推动馆藏文物安全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从单件的文物本体到考古发掘的大遗址，无不以周围环境作为赖以赋存的媒介。新石器时代的贾湖骨笛、唐代的越窑瓷器……这些单件文物承载着鲜明的时空印记，也体现了文物与环境的不可分割性。大遗址系统性保护应将其周边自然和人文环境作为整体，统筹协调各部门工作，正确处理好保护利用与城乡发展、生态保护的关系，如陕西总结形成“四个结合”的保护理念，即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相结合、与当地城乡基本建设相结合、与当地环境改善相结合，为地方提供了有益经验。

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工程的持续推进，是加强文物系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对于挖掘阐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意义深远。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扩大研究时空范围，围绕牛河梁、良渚等多处核心遗址，推动考古探索、文献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深化了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整体认识，提升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考古中国工程重点支持人类起源、早期社会、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与早期王朝国家等多个研究方向，深入推进多学科、跨区域联合攻关，让百万年人类繁衍生息的历史图景更加生动，让万年来的文化史内涵更加丰富，让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脉络更加清晰。

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文物系统性保护不断加强多部门协同及社会力量参与。目前，文物部门已进入国务院国土空间规划联合审查机制，在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实文物保护管理措施，统筹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地下文物埋藏区、水下文物保护区等，加大文物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统筹力度。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也结出硕果，如江西省万载县积极创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模式，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出台鼓励政策、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制定五年维修计划等措施，有效解决了革命文物保护难题，同时推出红色旅游路线、红色戏剧等，推动了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形成红色引领、叠加共享的效应。

串起文物保护“文化链”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历史跨度大、地域范围广、遗产类型多样，如同一条条文化动脉，承载着中华民族深远的文化记忆。

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旨在整合文物和文化资源，形成特定的公共文化空间。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明确“1带、18段、26区、多点”的总体空间格局，并对“四类主体功能区”和“五个关键领域基础工程”进行规划部署。《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明确将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作为首要工作，并提出“挂牌保护机制”这一创新制度，对沿线重要的文物、历史文化名城等相关（所在）区域进行统一规划，形成整体保护网络，便于重点保护和合理利用。

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联合有关部门大力开展文物主题游径建设，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主干，以特定主题为主线，有机关联、串珠成链，集中展示专题历史文化，推动陈列在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一批优秀文物主题游径的打造，在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首条中国文物主题游径，“东坡行旅”中国文物主题游径以苏东坡人生阶段为脉络赋予不同城市主题定位，深入挖掘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生动展现了苏东坡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巍峨丰碑。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讲清楚伟大长征的艰苦卓绝和历史贡献，不断增强长征遗址展示的故事性、具象性，“重走长征路”文物主题游径已启动建设。这是系统整合长征沿线文物资源，提升展示水平与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

构建文物保护“共同体”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等文物保护工作，需要打破行政区划和部门界限，实现跨区域、跨层级的整体性保护与统筹管理。

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留有一定数量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以及传统胡同、历史街巷等历史环境要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发挥着延续城乡文脉与民族记忆、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作用。

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系统性保护，相关部门坚持“保护第一”原则，以系统思维筑牢保护根基，联合建立保护评估制度，定期开展专项检查，推动各地落实保护责任。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将整体格局、历史风貌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纳入强制性保护内容，严格管控建设活动，延续传统格局和历史文脉。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鼓励各地探索“微改造”“渐进式更新”等保护利用模式，避免大拆大建，让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新生。

同时，要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协同推进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与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水利遗产、科技遗产等保护，让人民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目前，国家文物局已部署开展两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涉及21个市、县，在系统集成政策资源、推动区域内各级各类文物连片保护、整体展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各示范区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实际需求，制定差异化的创建方案，如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系统保护和展示三山五园各类历史文化遗产，将各类历史文化要素串珠成链，呈现有机融合的文化景观、古今和谐的城市风貌；江苏苏州文物建筑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探索“政府主导、国资引领、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文物建筑保护“苏州路径”，让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加强文物系统性保护，让文物活起来，国家文物局启动第三批示范区创建申请工作，重点突出文物保护利用体制机制改革和发展思路创新，突出文物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双向促进，突出发挥文物资源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优势作用。

确定公布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是实施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已公布两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实现革命文物的整体规划、连片保护、统筹展示、示范引领，同时坚持保护优先、保用结合，创新拓展让革命文物活起来，促进文旅融合，提质特色产业，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此外，国家文物局还印发通知，统筹指导各地编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工作规划。

以点连线、以线带面，推进国家文化公园等兼具面状文物属性的跨区域、跨类型统一保护，构建部门协同、区域合作的多元治理体系，提升保护传承和展示利用水平，扩大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基于此，多维度推进文物系统性保护，形成中华文物保护传承大格局，才能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杨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