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遗址是认识和了解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

“‘十四五’期间，大遗址保护利用全面纳入国家顶层设计，政策保障体系持续强化，保护管理机构与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何毓灵告诉记者，在各项工作协同推进下，考古研究成果丰硕，用地保障难题有效破解，文物本体保护取得新突破，遗址环境风貌持续优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更加突出，展示利用与公共服务效益显著提升。

目前，大遗址考古已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的学术重点与亮点，推动大遗址保护加速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主动性保护转型。在何毓灵看来，大遗址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融合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社会影响力持续提升，已成为文化传播、文明传承的重要阵地。

“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大遗址保护利用与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总体要求仍存在差距。”何毓灵认为，考古研究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空间用途管制机制有待完善、活化利用水平有待提升、补偿机制与多方共建共享模式仍在探索等，仍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当前，河南结合地方实际需求，正在开展大遗址保护利用走廊重大项目前期研究工作。为提升大遗址保护传承利用整体水平，推动新时代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何毓灵建议国家层面予以重点支持。

“国家可以从健全大遗址保护利用一体化发展机制，创新大遗址保护利用保障政策，打造一批高品质大遗址展示载体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工作举措。”何毓灵建议，打破行政区划界线，推动大遗址集中区域协同发展，支持河南创新体制机制，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发挥先行先试作用。依托郑汴洛安大遗址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探索用地、民生补偿机制等专项政策，保障重点项目用地需求，简化用地审批流程，对相关企业给予税收减免与融资贴息。全面提升河南大遗址展示阐释水平，建设具有全国性标杆意义的数字化实践项目，促进文化体验、研学、创意等多元业态融合，同时加强专业人才引进与培养。

何毓灵说，开展大遗址保护利用核心技术攻关，也需要予以重点关注。如支持河南文物病害防治、遗址加固、数字化保护等技术研究，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支持建设大遗址数字化保护管理平台，推动数字资源转化为“数据资产”；支持建设国家级大遗址保护利用中心，完善区域性考古研究基地、重点考古实验室及标本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