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物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见证。在西藏广袤的土地上，史前至近当代的珍贵文物，以确凿的实物证据，生动诉说着西藏各民族与祖国其他兄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深刻揭示了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光辉历程。它们不仅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有力实证，更是见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
本文精选16件代表性文物，时间纵贯数千年，类型涵盖陶器、石刻、钱币，以及丝绸、封诰、印信等。从春秋时期体现文化互动的陶器，到唐宋时期印证文化交流的碑刻；从元明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实施有效管辖的印信，到见证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社会制度伟大跨越的革命文物……这些珍贵遗存连缀成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无声诉说着西藏与祖国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历史，是西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开拓祖国辽阔山河、共同缔造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历史印证。让我们透过这些凝固的历史，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双大耳平底罐
年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出土：那曲市班戈县
该文物出土于怒江上游流域的班戈县境内谷列石棺墓地，属夹砂灰陶，橄榄形口、圆唇、曲颈、圆鼓腹、平底，口至上腹部间有双大耳。器表整体磨光，表面有一层黑色陶衣。口沿外侧至腹部有两条竖向凸棱，颈腹交接处饰一圈凸棱，上腹部饰有两组对称的半凸漩涡纹，双大耳上端两侧饰凸棱纹。
谷列石棺墓形制及出土遗物与藏东三江流域上游区域川西高原的石棺墓文化遗存存在显著的文化互动与关联。尤其是这件双大耳陶罐，其肩部两组对称半凸涡旋纹的样式，均属川西高原春秋战国这一时期常见的双大耳罐的典型特征，体现出该时期青藏高原东部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件陶器的初步测年确定为春秋时期。
“宜王侯”文鸟兽纹锦
年代：公元3世纪
出土：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寺墓地
该文物以藏青和橙黄双色呈现图案，构图大致可分为三层，分别描绘有波浪纹、如意树，以及龙、虎、玄武、对鸟、麒麟、朱雀六种动物图案，显示了高超的平纹经锦纺织技术。同时，在每组动物纹饰的空白处织有“王”“侯”“宜”等字样，这件织锦来自祖国内地，由此也推断西藏阿里地区在汉晋时期即成为丝绸之路的辐射区域，并通过古丝绸之路与祖国内地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往来。
石刻围棋盘及棋子
年代：公元618年—907年
出土：棋盘，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境内 棋子，拉萨市当雄县当曲卡墓地
棋盘呈长方形，两端各有一处放置棋子的凹坑，盘面纵横17×17路、289个点位。两组棋子分为黑、白两色，打磨极为精致，而且大小规整统一，与当代围棋子别无二致。
围棋在西藏称为“密芒”。据史料记载，早在唐代吐蕃人就有下围棋的风尚，迄今为止已在阿里札达、日喀则吉隆、拉萨曲水等地发现若干石质围棋盘。这些围棋盘、棋子，与隋唐时期祖国内地流行的围棋盘和棋子如出一辙，显然是祖国内地围棋文化向西藏地区传播的结果。
“大唐天竺使之铭”石刻（拓片）
年代：公元658年
地点：日喀则市吉隆县
该石刻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城北崖壁上，是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唐朝使节王玄策出使天竺、途经吉隆时凿刻的题记，现存24列，约311字，宣扬了大唐皇帝的功业，表达了使团不远万里出使他国、不辱使命的情怀，描绘了壮美的雪域高原风光，是研究历史上中印关系、唐蕃关系的重要历史物证。
王玄策，生卒年不详，唐代著名外交家，曾数次出使天竺。“大唐天竺使之铭”是其第三次出使天竺时所铭刻。
“崇宁重宝”钱币
年代：1102—1106年
出土：林芝市朗县朋仁曲德寺遗址
“崇宁重宝”是北宋末年比较重要的钱币之一，为北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铸造和流通，包括银币、铜币、铁币。面文“崇宁重宝”隶书对读，古朴方正，多为光背，少数有星、月、十字等图案。这枚“崇宁重宝”铜币在西藏的出土，有力佐证了北宋时期西藏与祖国内地交往交流的历史。
艾旺寺泥塑菩萨头像
年代：11—12世纪
收藏：西藏博物馆
艾旺寺建于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位于日喀则市康马县境内。艾旺寺泥塑像独具特色，融汇了正殿的汉地风格、西配殿的南亚风格、东配殿的于阗风格。其中正殿的释迦牟尼塑像文雅清秀，广袖宽袍、轻盈质朴，受汉地文化影响十分明显，具有云冈、龙门石窟中北魏至唐代佛教造像遗风，是祖国内地佛教艺术向西藏腹心地区传播的历史见证。
这件泥塑菩萨头像来源于艾旺寺正殿，脸型长方，额前一排垂发，额中点白毫，长眉弯细，眼敛低垂，凤眼微张，直鼻薄唇，面带微笑，极具艺术特点。
亦思麻儿甘军民万户府印
年代：1316年
收藏：西藏博物馆
“亦思麻儿甘”是“芒康”的藏文发音，即今西藏昌都市芒康县、察雅县境一带。元代“亦思麻儿甘军民万户府”隶属“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下，其职能不仅负责管辖芒康一带百姓，而且下辖四川碉门、鱼通、长河西“管军万户府”，负责管理上述三处蒙古驻军。在铸造该印同年发布的一件元仁宗颁给亦思麻儿甘军民万户府圣旨中，明确该地方万户长为斡色儿坚赞，因而这枚印章应是元朝中央政府封授圣旨中提及的万户长斡色儿坚赞之印，体现了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治理。
至元通行宝钞
年代：1287—1311年
收藏：西藏博物馆
在元代，分别有元世祖忽必烈和元顺帝妥欢帖木尔使用过“至元”年号，鉴于元顺帝至元年间并无发行该年号钞币的记载，故该钞币为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所印制。
该钞币并未标注印制年份，只能根据其发行时间与元代“尚书省”的存续时间，笼统地将其年代框定为1287至1311年间。这一时期属于元朝的定鼎和守成阶段，政治稳定、万国来朝、经贸通达，来自西藏地方的朝贡团队和民间商队不绝于途。难以计数的元代货币通过赏赐和经济贸易被发往西藏地方流通，该钞币在萨迦寺的发现即是这一历史的佐证。
宣德款永平安颂青花高足碗
年代：1426—1435年
收藏：布达拉宫管理处
明代，随着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数量庞大、品种丰富、制作精美的瓷器精品源源不断传入西藏。
这件高足碗即为明宣德年间汉藏艺术交融的代表作品之一。高足碗碗身以苏麻离青料绘制缠枝莲纹，腹壁乌金体藏文书永乐版《甘珠尔》底本衍生文本的《皈依三宝祈愿文》，经确认碗内底刻书为“宣德年制”四字篆书官款，可见该文物应为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特意为赏赐西藏地方烧制的礼品。
这件高足碗将祖国内地的制瓷工艺与藏传佛教文化元素巧妙融合，不仅是各民族的智慧结晶，更是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文化深度交融的直接反映。
缂丝大慈法王肖像唐卡
年代：1434—1443年
收藏：罗布林卡管理处
该缂丝唐卡表现的题材为大慈法王释迦也失，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之弟子。他曾先后于公元1414年和公元1434年两次进京觐见明成祖和明宣宗，为明代多封众建治藏政策的实施和汉藏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唐卡以生蚕丝做经线，彩色熟丝作纬线，采用“通经断纬”的缂丝技艺制作而成。画心右上方缂有印文大慈法王印信的印样，左上方缂有藏汉两种文字题记。唐卡虽历经五百余年，仍色泽鲜艳，栩栩如生，为缂丝唐卡中的上品佳作。
画珐琅长寿瓶
年代：1636—1912年
收藏：布达拉宫管理处
“珐琅”又称“景泰蓝”，为元朝晚期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的一种外来制器工艺，因盛行于明景泰年间，故又称“景泰蓝”。珐琅器从明初开始通过官方赏赐和民间贸易的方式从祖国内地传入西藏。清代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赏赐给西藏地方的珐琅器数量更为庞大，且巧妙融入了西藏地方文化元素，深受西藏各族人民喜爱。
这件银胎画珐琅长寿瓶由瓶、托盘和插饰三部分组成。瓶口饰八宝纹，以四叶垂落的花叶装点；瓶身雕有孜巴札兽面吐宝，并点有似珊瑚、绿松石的釉彩；圈足为覆莲纹，并配有仰覆莲纹的束腰形托盘；插饰则采用了叠层仰覆莲纹的球形设计。这件长寿瓶以银色为基调，运用绿、白、红等丰富的珐琅釉色彩进行填色，不仅色泽斑斓，而且层次分明，展现出独特的艺术美感。
驻藏大臣为札什城万寿寺供养用度事颁发的执照
年代：1814年
收藏：西藏博物馆
该文档是驻藏大臣瑚图礼（1811至1814年任办事大臣）、祥保（1812至1814年任帮办大臣）于嘉庆十九年（1814）就支给万寿寺供品和喇嘛口粮等物品事颁发给万寿寺住持喇嘛的“执照”。其缘由是在乾隆年间驻藏大臣和琳、成德曾规定由噶厦为万寿寺提供供品和喇嘛口粮，但并没有得到噶厦方面的认真遵守和执行，因此才不得不在时隔二十多年后，新一任驻藏大臣又因同一事件发布命令，对相关规定再一次予以重申和明确。
该文档的存在，反映了驻藏大臣职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以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赋予驻藏大臣对西藏地方财政开支和寺院管理等权限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的历史。
国民政府册封五世热振活佛铜印和文册
年代：1935年
收藏：西藏博物馆
热振呼图克图是清代民国时期有资格出任西藏地方摄政的四大活佛之一。在五世热振活佛图旦绛白益西丹巴坚赞担任西藏地方摄政期间，反对帝国主义势力染指西藏，致力于恢复和改善与中央关系。
1935年，为褒奖五世热振活佛“翊赞中央，抚绥地方”，国民政府决定授予其“辅国普化禅师”名号，并颁授这件印信和文册，交由护送九世班禅返藏专使前往册封。但由于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九世班禅返藏之行未能实现，因而册封五世热振活佛典礼亦未能如期举行。直到1940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仪式之时，才代表国民政府将这套册印颁给五世热振活佛。
康藏筑路纪念章
年代：1954年
收藏：西藏博物馆
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1955年改称川藏公路，包含此前的川康公路和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交通的历史，打破了自古以原始交通方式进出藏的局面，两路犹如一双有力的臂膀将西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祖国的怀抱。
该纪念章由红黄两色组成，外围呈五角形，中间由红星和毛主席像叠加而成，下端有“康藏筑路纪念”字样，背面铸有“中央交通部赠”字样。这枚纪念章颁发于1954年底，由中央交通部颁给参加康藏公路建设的全体筑路军民。
周恩来总理赠送布德的手枪
年代：1960年
收藏：西藏博物馆
布德是原西藏那曲地区巴青县一名贫苦牧民。西藏和平解放后，布德成为巴青县养护段所属红旗林场的一名工人。1959年初，叛乱分子包围了布德所在的红旗林场，林场安排布德等4人向解放军传送情报。布德在途中被俘，为了不泄露机密，他把情报吞进肚子里，被叛乱分子用铜勺挖掉了双眼。被解放军救出后，布德被任命为巴青县解放委员会委员，他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布德，并赠送他一把手枪。1965年，党和国家授予布德“草原英雄”称号。
全国人大常委会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锦旗
年代：1956年
收藏：西藏博物馆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宣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并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赠送锦旗，锦旗以汉藏双语制作，鼓励筹委会委员们“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全国各民族团结，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繁荣幸福的西藏而奋斗！”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民主改革的顺利推进，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彻底清除了旧有封建农奴制度对西藏发展的桎梏。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标志着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社会制度的伟大跨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自此，西藏的发展进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根本上确保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切实保障了各族人民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权利。这不仅极大地激发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也为西藏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支撑。
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写照，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走向共同复兴的内在逻辑。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与力量，是推动西藏持续稳定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文章转载于2025年《中国西藏》（汉文版）杂志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