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遗存，承载着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见证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石窟寺保护利用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让石窟寺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赓续传承，8月19日至21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河南省文物局、洛阳市人民政府、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承办的“2025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河南洛阳举办。活动中国内外专家学者聚焦石窟寺保护、传承与价值传播，分享石窟寺保护前沿实践与理论成果，为共同守护好石窟寺这一全人类的文明结晶贡献真知灼见。

理念更新 技术攻坚

保护领域注入全新活力

我国石窟寺保护理念不断发展完善，系统性保护、整体性保护格局逐步构建，并开展了大量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保护理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充分考虑文物价值、保存现状和保护需求，不断完善石窟寺保护理念，加强前期勘察研究，合理把握保护措施的干预程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黎谈道。

小佛湾是重庆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造像建于南宋。“我们实施了大足石刻小佛湾保护修复项目，在前期充分开展真实性及历史演进特征调查，进行微环境监测及时空特征分析，在此基础上开展彩绘修复工作。”李黎说，修复过程秉持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科学研究贯穿保护全过程、最小干预和现状保护的理念。

为有效解决石窟病害，龙门石窟保护工作逐步从早期抢救性保护转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

“我们制定规划文件，搬迁污染企业、治理泉群，改善石窟保存环境，建立多期监测预警体系，开展常态化日常保养维护，构建起系统的预防性保护体系。”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中心副主任马朝龙说。

麦积山石窟是由崖面、寺院、舍利塔等建筑及馆藏文物、古代文书等组成的综合体文化遗产。据此，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岳永强提出了石窟寺复杂承载体的概念。他认为，石窟寺场地、崖体、洞窟、塑像壁画、栈道共同构成复杂承载体结构。

“根据复杂承载体概念，近年来我们积极开展麦积山石窟彩塑、崖体、栈道的保护工作，正在实施的麦积山石窟综合文物保护工程，也将不断推动文物保护能力提升，促进预防性保护体系建设。”岳永强介绍。

我国石窟寺面临多种病害。近年来，关键技术攻坚、多学科联合协作为石窟寺保护提供了新方案。

甘肃省分布有219处石窟。受狭长地形的影响，境内石窟赋存环境多样，面临着雨蚀、渗水侵蚀、表面污染等威胁。“我们结合干旱环境中的榆林窟、湿润环境中的北石窟寺和库岸环境中的天梯山石窟三处典型石窟的水害特征、病害机理，构建了窟顶—崖面—地面的架空盖板—TPO防水技术、临时雨棚防雨技术和换填降排水技术等石窟水害综合防治技术体系。”敦煌研究院党委副书记郭青林说，这种防治技术取得了良好效果，为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国家石窟寺的保护提供了借鉴。

水害是威胁石窟寺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龙门石窟一直深受水害影响。从宏观上看，石窟地层、地质构造、新构造运动控制岩溶发育是龙门石窟水害成因的关键。“对地质条件的清晰认识，是理解水害成因、确定水害方案的重要前提。灌浆封堵材料是龙门石窟水害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龙门石窟首次系统性地把偏高岭土作为主要材料进行灌浆封堵，这也成为后期我国其他石窟治水的常用材料。”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严绍军介绍。

大足石刻是南方潮湿环境砂岩石窟的典型代表，长期遭受裂隙渗水病害困扰。大足宝顶山大佛湾裂隙渗水问题在众多水害类型中作用最直接、破坏最严重。“我们研究了大足石刻裂隙水害特征及作用方式，结合宝顶山大佛湾水害治理工程实践，构建了涵盖精细地质勘察研究、复杂水文地质建模、立体防渗治理措施以及全过程动态监测预警四大核心环节的潮湿环境砂岩石窟水害综合治理体系。”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蒋思维说。

全球水库建设的快速发展对世界遗产保护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目前，水库影响下世界遗产地的全球分布格局与潜在风险尚未被系统阐明。

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教授谌文武团队整合了相关数据库，首次提出“库岸世界遗产地”概念，并构建了全球首个涵盖229处遗产地、1277座水库及1124次灾害事件的风险数据库。

“我们基于地理空间分析，揭示了库岸世界遗产地的时空聚集特征，结合核密度估计量化了灾害空间分布规律，进一步提出包含5项指标的库岸世界遗产地风险评估框架，这将为全球水库影响区遗产风险认知提供科学依据。”谌文武介绍。

科技创新与数字赋能成为石窟寺保护的一大亮点。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甘肃省石窟寺监测预警平台、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实验室……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保护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近年来，我们持续开展壁画采集、图像加工、三维数据扫描工作，推进石窟数字化进程，并成功推广应用于新疆、内蒙古等国内地区和缅甸蒲甘他冰瑜寺的文物数字化保护。”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这有效支撑了丝路沿线石窟寺等多种类型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岩土文物保护面临自然侵蚀、人为破坏等诸多挑战，传统保护方法存在局限。如今，科技为文物保护带来新契机。

“我们致力于构建‘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工程示范’的岩土文物修复新技术全链条创新体系，研发可移动文物微生物矿化粘接技术、岩土文物微生物矿化修复与加固技术等新成果。”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刘汉龙介绍。

英国国家罗斯福实验室教授李培勋介绍，中子技术已成为文化遗产无损研究的强有力工具，为历史文物的成分、结构和保护提供独特洞察。与X射线方法互补，中子可深层穿透材料并区分元素，揭示传统成像无法观测的隐蔽层、修复痕迹及内部结构。中子成像与层析技术能呈现物体内部结构的二维与三维视图，而瞬发伽马活化分析可精准识别元素组成，助力追溯材料来源、评估劣化程度，为科学保护策略制定提供依据。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可应用于石质文物的保护场景。 

“在病害识别方面，深度学习模型可从多源图像数据中自动提取风化、裂隙等病害特征，为及时诊断和预警提供支持；在监测检测领域，机器学习算法能够从环境参数与无损检测数据中分析石质文物的保存状态，实现预防性保护。”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黄继忠说。

随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开展，全国新发现了一批石窟寺类文物，进一步厘清了全国石窟寺的资源总量及保存状况，为开展石窟寺科学保护和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

奉节石佛寺摩崖造像、合川佛龛寺遗址、荣昌七宝岩摩崖造像……重庆作为石窟寺资源富集区，在“四普”期间新发现了108处石窟和摩崖造像，文化内涵丰富。

“要借助文物普查提升石窟寺的保护水平，推动新发现石窟寺文物认定和公布，促进石窟寺本体及环境全要素保护。”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牛英彬说。

考古工作有序开展

讲好石窟寺故事

考古工作是开展石窟寺保护利用的基础。进行区域考古调查和重点遗址发掘、构建石窟寺考古学文化序列是当前我国石窟寺考古的主要任务之一。

河北响堂山石窟是重要的南北朝时期皇家石窟群。“我们秉持区域考古理念，运用全站仪、RTK三维数字技术测量和记录响堂山石窟全域遗迹，推动形成多学科综合研究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窟寺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何利群说。

龟兹地区佛教石窟遗存数量巨大、内容丰富、风格独特，是龟兹考古研究的重点。作为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的组成部分，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开展了龟兹27处石窟寺的调查工作。

“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项目的开展，龟兹古佛寺的考古发掘和考古报告出版进一步推进，乌什吐尔遗址、苏巴什佛寺遗址和托库孜萨来佛寺遗址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龟兹佛寺遗址的了解。”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副所长苗利辉介绍。

石窟寺价值阐释工作已超越考古学范畴，迈入一个多学科交叉新阶段，构建起更为立体、客观、全面的价值认知体系。

“要构建‘修复—研究—教育—传播’四位一体的‘大美术’生态体系，推动‘对比研究+创作对话’的国际合作模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马天羽表示，美术学视角在推动石窟寺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石窟寺留下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人们的印记，表现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

“四川佛教造像中出现的萧梁新样式、唐代产生的长安模式造像所体现的审美趋向变化，是佛教造像艺术在中国与时俱进的创新，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文化的实证。”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馆长雷玉华介绍。

石窟寺考古报告是推动石窟寺考古成果转换和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

《龙门石窟古阳洞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介绍起报告编写的过程，龙门石窟研究院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李晓霞十分动容。

“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要遵照文物考古记录的规范要求和文物古迹的保护原则，依据现代考古学的方法，综合利用传统与现代各种可能的技术和手段，对现存遗址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客观的调查、测绘和记录。”李晓霞说。

管理、利用与传承：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如今的石窟寺保护管理更注重保护与展示的平衡、学术与公众的链接、传统与创新的融合。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工作人员正在对卢舍那大佛进行病害调查

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杰介绍，从龙门石窟奉先寺保护工程到擂鼓台窟前建筑遗址展示中心，从强化管理职能到丰富文化产品，龙门石窟研究院近年来通过构建系统性整体性“大保护”格局、建立有利于文物保护的管理体制、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等主要做法，推动龙门石窟保护利用实现跨越发展。

9900卷经卷、60700张图像、840多万字经卷内容……数字藏经洞数据库平台让每一个用户“读懂”藏经洞文物。“我们实施了‘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目’，搭建学术权威、内容准确、资料完备、使用便捷的藏经洞文物数字化科普研究共享平台，为敦煌学的研究和文化传播提供有力支持。”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俞天秀说。

我国石窟寺资源普遍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特征，大量中小石窟地处相对偏远地区、单体价值不够突显、本体保存状况较差，展示利用面临困境。

“近年来，四川构建起石窟寺保护多方联动、高效协作的工作格局，推动中小石窟寺保护利用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农文旅产业发展，探索出一条具有四川特色的中小石窟寺保护利用之路。”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振斌谈道。

建设文物主题游径能够充分发挥石窟寺集群故事性强、与山川古道等其他资源结合紧密等禀赋，同样为解决中小石窟利用难题提供了有效抓手。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所所长杜凡丁介绍，川渝地区的资阳、大足两地共有石窟石刻文物717处，打造资阳大足石窟石刻文物主题游径，有机统筹文物资源，推出完整产品，综合运用“热门”手段提升游客体验感，实现故事引领、以大带小、多资源有机整合的发展路径。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更好地释放世界遗产特别是石窟寺的潜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分中心研究部主任龙淼认为，应当审视生态文明概念及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的融合，在管理机制设计中明确融入可持续性动能。

石窟寺是人类共同遗产，对石窟寺的保护离不开全球视野下的对话与协作。

“近年来，我们秉承资源开放共享的原则，在线上免费提供数码图像，积极支持教育、研究、出版和推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特聘中国艺术研究员主任孙志新说，博物馆还与龙门石窟研究院、云冈研究院等众多机构合作，促进佛教艺术的研究、保护和修复。

同时，体制机制的完善也为石窟寺保护管理提供坚实保障。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多年来不断呼吁石窟寺保护利用的各类学术组织，基于数字化的工作基础实现“多规合一”，建构起可永久保存和可持续再现、发掘、增值的石窟寺数字档案，从而体现对人类文明成果原真性的珍重、对考古记录原真性标准的坚持和对传承弘扬传统文化专业立场的秉持。

（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