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过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那是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现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文物工作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报告中有一条就是要求对全国文物情况进行普查。为什么这时候要搞普查?因为想了解“文革”后文物被破坏的情况。另外，全国到底有多少文物?当时也说不准。当时我正好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处当处长，就负责抓文物普查这件事。1982年，我们要求各省开展文物普查，并找了几个地方进行试点。1983年，我们在贵州召开了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会议。我记得有几个地方作了典型发言。一个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敖汗旗，这个县普查出二、三千处文物点，工作做得比较好。另外，江西宜春市、辽宁省、贵州省也分别介绍了经验。这次会议对普查工作有所推动。

可是那时候普查经费很紧张，记得刚要求进行普查时，我正好在山西的一个县考察，省里只给他们几百块钱经费，工作人员就分头去调查，好一点的骑自行车，条件差的就得走路。几百块钱能做什么呀?就是看看原来的文物点被破坏没有。后来我们回来就和财政部商量，财政部给了我们三百万元普查经费。他们是按什么标准定的呢?大概一个县给1000元，全国2000多个县，算下来有300多万元，而且是三年(1983、1984、1985)的经费。对于每个县，中央财政出1000元，地方财政配套1000元，平均只有2000元。经费少，所以调查起来比较困难。没有普查到的地方还不少，特别是一些交通不方便的地区，应该说文物点漏掉不少。

1985年，各省都汇报说文物点初步调查完了，但实际上，有少数省还没有调查，有的省甚至有虚报的情况。1986年，我们在昆明召开全国文物普查和考古汇报会，当时我在会上点名批评几个省没有做好工作。当然，批评后，他们回去又进行了补查。后来全国各地报上来的文物点数字(除江苏)总计约有40余万处。当然这里面也有些水分。1986年，我们开始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发现有的地方把馆藏文物也算进来了，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数字刷掉了，此外，还有重复统计的现象。总的来说数字不是很准确。在编地图册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其他问题，比如有的地区一条河的两岸没有一个文物点，这有悖常识，好些地方出现文物点空白的现象。还有一些条目不准确、不全面，文物点名字倒有了，内容却不清楚，有的遗址没面积，有的古建筑范围多大?有几进?结构如何也不清楚。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要求各省进行补查和复查，在补查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新发现，但不多。

总的来说那次文物普查缺点不少，除了经费少、条件差、人员少、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不高等客观条件影响外，我们文物处作为领导机构也应该承担很大责任，一是认识上没跟上时代发展，对一些文物类型没注意到；二是没有对普查制订统一规划，提出具体要求；三是没有进行监督检查。所以现在每次编文物地图册时我就先做检讨。

尽管有这些缺点，与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相比，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还算比较全面地对全国文物摸了一次底。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到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大都是第二次文物普查的结果，各省公布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也大部分是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成果。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距今已有20余年，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很必要。这次普查很及时，因为现在正好是国家进行大型建设的关键时期，城市改造和新农村建设力度更强，进程更快，规模更大，破坏性也更大，应该赶在这之前把文物点的分布和保存情况弄清楚。现在虽然各级领导意识到文物不能随便破坏，但认识还不够深刻，经过普查可能会提高各级领导的文保意识。普查是一个广泛宣传的好机会，我们通过宣传，告诉人们文物的意义和价值，为我们今后开展工作营造好的社会氛围。普查也能提高文物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因为文物普查内容很丰富，各种类型都会遇到，可以为文物工作者提供很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机会。经过这次普查，我相信一线文物工作者在认识上会提高，业务水平也会提高。

对于这次普查，我认为需要对两个方面进行调查。一是复查原有文物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有档案，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恐怕有的还没有档案，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没档案的就更多了，所以要对已知文物点建档的情况进行复查。对文物档案还要规范化，不清楚的要搞清楚；另一方面要补查过去有空白的地方。比如近现代文物点，我想其中恐怕大量是建筑，包括民居、名人故居，最近各地比较重视名人故居，但是不应总是以政治取向来决定是否将这个人的故居划为文物。其实，历史是由各个方面组成的，这类名人故居也是历史的见证物。此外，近现代工业遗存、文革文物也应该要一些。文物本体以外的环境和相关附属物在普查中恐怕也得给予考虑。

对于这次普查，国家文物局应该加强领导，在业务上加强指导，不仅仅是发文、开会，关键要检查督促，包括业务上的监督和对经费使用效益的监督，尽量把工作做得深入、扎实。通过这次普查，我想，中国的文物点大体就有数了。

（中国文物报/2007年5月4日 第 0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