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中区作为重庆母城，浓缩着山城、江城、不夜城的精华，积淀和孕育了重庆的人文底蕴，其丰富的历史建筑和文物资源是母城的“根”和“源”，更是重庆重要的城市名片。有这样一个集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致力于渝中区文物资源的发掘和保护，风风雨雨三十余载，披肝沥胆坚守一线，它就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先进集体——渝中区文管所。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渝中区文管所再次扛起使命担当，作为全国13个试点县（区）之一，先行先试、总结经验，是全国试点工作中坚力量。
1987—1999：在“二普”中起步，从无到有，开疆辟土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展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这次普查比第一次规模更大，“二普”结束后全国共报告文物40多万处，比“一普”的结果翻了几十倍。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公布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基层文物保护机构和力量也不断发展壮大，一大批文物保护管理所在“二普”期间逐步建立，成为日后文物保护工作的坚实堡垒与战斗尖兵，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就是其中之一。
1987年，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其最初名称为“重庆市市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老同志“戏称”这是一个“三无”单位——无办公场所、无独立经费、无专门人员，在文化馆“加挂牌子、合署办公”，由文化馆1名同志“兼顾”文物工作。虽然如此，但依然是渝中区文物工作里程碑般的大事，至此渝中区有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也为日后渝中区文物保护事业发展孕育了最初的土壤。
1997年1月，文管所从文化馆分离，迁至人民公园3号，从图书馆调来1名干部—时年43岁的老所长、老专家达应建，开始“独立办公”，文物保护工作逐步正规化。那时的文管所，就达应建一人，一间办公室、一张办公桌、一堆“二普”档案纸，在这样“一穷二白”的环境中，筚路蓝缕投入文物保护事业。
渝中区“二普”工作调查表（图│渝中区文管所）
1997年6月，文管所迎来新人，徐晓渝退伍后来到渝中区文管所工作。这个当时只有22岁的热血青年，第一天上班心就凉了一分，“大夏天电扇都没有一把……”，但后来的他扎根文物工作，一干将近30年，从普查队员到业务骨干、副所长、所长，已成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工作的中坚力量，研究馆员，文物专家。两年后的1999年，又一名退伍军人胡征来到渝中区文管所。至此，渝中区文管所从“没有人”到“3个人”，文物保护“土壤”中的“种子”发出了新芽。
达应建（前排正中）、徐晓渝（后三排左一）、胡征（后三排左二）与实习生合照（图│渝中区文管所）
2007—2011：在“三普”中成长，5个人的普查队，砥砺深耕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始于2007年4月，止于2011年12月，用时近五年。相比“二普”以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各方面工作条件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工作队伍也从“一普”“二普”的地方文物工作者和当地干部群众，增加了文博专业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可以说，第三次文物普查，是文物保护工作的一次重大机遇，基层文保机构得以壮大、发展。“2008年，三普工作全面铺开，我们所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历史专业的唐嵩，考入我们单位。”渝中区文管所所长徐晓渝介绍，2008、2009年，渝中区文管所增加了2名工作人员，文物工作队伍也由3人变为了5人。关于“三普”，有着十年工作经验的徐晓渝和胡征已经能独当一面，“‘三普’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梳理‘二普’基础资料，然后就是查阅档案、地方志书、史书，根据史实找线索。”在线上阅读还不普及的年代，为了寻找新线索、核实新发现，地方志办、档案馆便是他们长期的驻地，一待就是两三天。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野外调查验收工作（图│渝中区文管所）
普查期间，他们用脚步丈量渝中区的每一寸土地，甄别文物线索百余条、访问群众数百人、踏勘文物建筑几百处、拍摄照片3000余张、查阅文献、档案若干，并按相关要求对12个街道，76个社区的文物进行建档、登记、数据录入。
通过“三普”调查新发现文物117处，其中重要新发现33处。在普查基础上，出版了《渝中文物史话》《渝中抗战文化史话》《永远丰碑》等书籍，还制作有《市民身边的博物馆》《重庆十大文物新发现》系列宣传专题片。
依托“三普”成果出版的书籍（图│渝中区文管所）
在他们眼里，“三普”过程中最困难的经历既不是在40多度酷暑中开展野外调查的暴晒，也不是在山城爬坡上坎“特种兵”式高强度的暴走。“最难的不仅仅是普查，还要思考落实抢救和保护。”2009年正值城市高速发展的时期，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新挑战。为切实走出这一困境，在市文广局的支持下，渝中区委、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危旧房改造中文物保护的意见》，并增加区文广新局作为渝中区危改工程指挥部成员单位，设立文物保护处。时任区文广新局局长曾君岳同志任处长；达应建同志同年退休，因文物工作需要，返聘担任文物保护处工作组长；徐晓渝同志任主持工作的副所长，他们发挥特长，落实文物抢救保护工作。
危改指挥部拆迁文物巡查保护工作组工作照（图│渝中区文管所）
“三普”过程中，渝中区抢救性保护了大坪七牌坊碑林、白象街片区等文物，并对其进行妥善保护。其中，最典型的是解放西路改造过程中发现的老鼓楼衙署遗址。2011年获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2012年获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3年，包括老鼓楼衙署遗址在内的“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得到有效保护管理的国保单位—老鼓楼衙署遗址（图│渝中区文管所）
2024年：在“四普”中前行，30余人的普查队伍，应保尽保
今年3月，作为国家文物局指定的13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试点县（区）之一，渝中区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为试点内容，严格按照新要求、新标准、新系统开展普查试点工作。目前，试点工作已全面结束，对比“三普”“四普”之间的变化，徐晓渝说：“‘四普’对普查工作专业性的重视程度再次提高了，工作力量更加壮大，阵容堪称“豪华”，区“四普”工作队由“三普”的5人增加到了30余人，专业也不局限于文博相关专业，还包括了信息技术、新闻传播等专业。”吸纳包括文物行政部门、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机构、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博物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专业技术力量，更为专业、科学和高效地开展工作。
普查队员开展野外调查工作（图│渝中区文管所）
渝中区文管所在现场录入数据（图│渝中区文管所）
胡征表示，“四普”信息采集手段的科技化、数字化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对比“二普”“三普”“四普”的数据整理工作，从最基础的填写表格、测量、摄影、速写和拓片，到GPS信息采集、影像信息采集、计算机信息录入，几次普查的技术手段与方法的发展和变化，体现的是几十年来国家科技的进步和文物工作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成果。
渝中区全面完成“四普”试点工作，初步形成“文物一张图”（图│重庆市“四普”工作专班）
唐嵩告诉我们，为持续提高市民的积极性，营造普查良好氛围，渝中区文管所在四普试点期间制作宣传横幅16条，海报100张，在街道、社区、群众中广泛开展普查宣传，鼓励社会参与“四普”工作。唐嵩表示，希望借助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这个契机，进一步提高全社会主动保护文物对意识，构建全社会齐抓共管的文物工作格局。
让三位所长倍感欣慰的是，“四普”较“三普”各方面条件有了全方位的提升，“应保尽保”的目标和愿景有了坚强的保障。随着我国文物事业不断发展，每一次普查不断细化的标准丰富了文物内涵，也不断完善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多年的工作经验启发了渝中区文管所“四普”工作思路，他们认为对照不可移动文物分类标准和“具有时代特征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典型性”的特点，渝中区老地标建筑物“重庆广播电视发射塔”以及部分“网红”新地标建筑物，也应该考虑纳入普查范围。他们表示，在接下来的普查工作中将重点关注这一类型，并结合渝中区实际，做到“应保尽保”，让更多有价值的文物被认定、登记、保护，健全渝中区历史文化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