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报社和河南省文物局共同主办“我与文物报”征文活动，纪念文物报创刊30周年，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直以来，我也很想写篇文字，说点三十年来我与文物报的故事。但是所思所感实在太多了，从何下笔很是犯难。我是1998年被选为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任期到2003年2月28日，就讲讲我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任上最后一天站最后一班岗做的最后一件事吧。

2003年2月27日上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最后一次例会。会议从27日至28日，历时2天，主要任务是为将于3月5日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做准备。

2月27日下午，我从《中国文物报》上看到记者李让的一篇现场报道——《洛阳在毁什么？！》（1月24日刊发），报道的是洛阳未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未征得国家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突击抢建“河洛文化广场”，将大型挖土机械开进了著名文物保护单位东周王城遗址范围内，强行施工，“天子驾六”车马坑也即将被破坏一事。这篇报道罕见地用了视点版一个整版的版面，还在一版报眼做了醒目的导读，标题字号也是《中国文物报》前所未有，看起来触目惊心，事态的严重程度可以想见。

2002年10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经过第四次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没想到公布施行还不到百日，各地正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落实，洛阳竟发生了这样的违法事件？！这不是公然藐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吗？！如果无视和容忍这样践踏法律的行为，那么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如何贯彻落实？！我非常愤慨。

于是，我马上联系了李让同志。我和李让同志很熟悉，他是一位很有责任心、很有正义感的年轻记者。1999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就为国际友谊博物馆馆舍建设问题找过我多次，请我帮助呼吁。2001年杭州市启动城区运河整治工程。我呼吁要保护好运河沿岸的文物古迹，如桥梁、码头、仓储、小河直街、拱宸桥西老街区等运河文化的重要见证和民俗风情的重要载体。当我得知小河直街“要拆”时，在病房里给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王国平同志写了一封6页长信，痛心地告诉他：“大运河文化遗存不能再拆了！”王国平同志读了这封信后立即批示：“在拆的立即停止，已拆的妥善修复”。终于，有关方面手下留情，一大批运河文物古迹得以保留了下来。当时，为此事的报道，我也找过他。

李让同志电话里向我详细报告了他在洛阳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我更加不安，请他辛苦一趟，下班后给我带些报纸来。

李让同志来到位于西黄城根北街的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常委驻地时，已经很晚了，他给我带来了两期报纸——刊登《洛阳在毁什么？！》的2003年1月24日《中国文物报》和刊登《洛阳，1月16日以后……》的2003年2月12日《中国文物报》，每期都带来几十份。

我也没管他有没有吃晚饭，就让他跟着我，抱上报纸，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住在会议中心的全国人大常委，告诉他们发生在洛阳的违法事件，给他们留下报纸，请他们关注。有的常委像江村罗布同志已经休息了，也披衣下床，请我们坐下，详细地听我们介绍情况。

这样一趟跑下来已经接近午夜了。回到房间，李让同志劝我赶紧休息，别影响第二天开会。我确实很累，本来就不好的左眼眼底已经出血，也非常难受。但是，我还是坚持坐到桌前，扭亮台灯，再次仔细读了《中国文物报》的两篇报道，然后铺好纸，开始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反映情况。有常委建议我信写给四位领导，但是我觉得还是写给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为好。鉴于温家宝同志当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我的这封两页纸的长信开头就写着：李鹏委员长并转温家宝同志。

李让同志在旁边用相机拍下了我写信的照片。我告诉他，现在已经是2月28日凌晨了，2月28日是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一次会议的最后一天，也是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的最后一天，现在我在站最后一班岗、做最后一件事。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后，于2月2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闭会。会议结束时，我将已有四十五位常委签名的长信和2003年1月24日、2月12日的《中国文物报》各两份交给李鹏委员长，并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在认真听完我的讲述后，李鹏委员长说：“我一定把你这封信交给温家宝同志。”

3月3日，温家宝同志就河南洛阳河洛文化广场施工破坏东周王陵遗址作出重要批示。

3月6日，在列席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我遇到了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同志，他对我说：“温家宝同志给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批示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下午就召开紧急会议，我们将会同河南省政府查处此事。”

后来，河南省人民政府就洛阳市在东周王城文化广场改造建设中违反《文物保护法》问题，向河南省各辖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部门发出通报，列举了经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人民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认定，洛阳市东周王城文化广场改造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指出，为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严肃法纪，省人民政府决定对洛阳市人民政府予以通报批评，并责成洛阳市人民政府对违法施工的有关部门、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

再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洛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将“河洛文化广场”改为“东周王城文化广场”，遵从专家的意见，尽最大努力保护好文物。原“河洛文化广场”规划用地面积为4.2万平方米，已经施工面积为1.6万平方米，在没有施工的2.6万平方米区域内又有重大的发现，这一区域的文物能够被保护下来，要归功于《中国文物报》。东周王城最后一处可能保存下来的重要遗址，在局面已经不可收拾的情况下，最终得以逃脱万劫不复的厄运，“天子驾六”车马坑因此保住了，并在原址建成了博物馆，成为古都洛阳一处非常吸引人的文物景点。应该讲，在这一事件当中，《洛阳在毁什么？！》及后续报道发挥了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这一事件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有利于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贯彻实施的积极影响。

在《中国文物报》迎来创刊30周年的时候，作为一个老读者，一个文物保护战线的老战士，我衷心祝愿《中国文物报》培养锻炼出更多的有勇气、有担当，为保护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敢于摧锋陷阵的好记者；也衷心祝愿《中国文物报》巩固阵地，独树一帜，越办越好。

（毛昭晰  《中国文物报》2015年4月21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