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委员会大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世界公认。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但长期以来，国际上很多人却不认为中华文明史有五千年。在国际语境中，对于文明是有标准的，而且必须经过考古发掘实证。在良渚遗址的价值被发现之前，只有殷墟的甲骨文和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明”。很多西方学者由此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起源是距今3500年左右的商代。而良渚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则改变了学术界的看法，科林·伦福儒、弗农·斯卡伯勒、杰西卡·罗森等国内外知名考古学家纷纷发表研究论文，承认5300年前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良渚遗址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东亚地区最早的文明遗迹。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良渚遗址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不仅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也被国际政府间组织公认。

据此，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将“良渚遗址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起源”录入课本。如今，全国的中学生们通过《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教科书，就能读到良渚文化介绍，了解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深远意义，知晓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自此，良渚遗址被载入了“历史”。

我全程参与了良渚古城遗址入编国家统编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教科书的工作。作为《良渚古城遗址》课文的唯一作者，能参与“写入历史”的具体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然而这也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历经十年，可谓来之不易。

1936年，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并进行最早发掘。20世纪80年代起，良渚遗址考古新发现接踵而至：从1986年的反山王陵，1987年的瑶山祭坛、莫角山宫殿遗址，1991年的汇观山祭坛和墓地，直至2007年的良渚古城，2015年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随着考古研究不断深入，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开始关注“把考古研究结论入编《中国历史》教科书”。

2011年之前，时任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副主任吴立炜等人一直为此默默努力着。起初，只争取到了在有关章节中提到“良渚玉琮”。2011年9月1日启用的《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增加了“浙江余杭的良渚遗址群，距今四五千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村落、古城、祭坛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等文字，配了玉琮、玉璧两枚特种邮票图案。但这样的表述，显然与良渚遗址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的起源地位不相匹配。

2012年2月，我调入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吴立炜便建议我加入这项工作。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于是，从那时起到2019年，整整8年时间，我一直全程参与。吴立炜调往其他单位后，我全盘接手了该项工作。起初没什么进展，也找不到好的路径。后来，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谢国旗告诉我：“原杭州大学老教授余式厚的学生张廷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总编辑助理，具体分管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修编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心极了。因我在杭州大学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余教授是我的老师。

2013年4月19日，我把余教授请到办公室，直截了当说明原委，请老师“帮学生一把”，争取把良渚文化编进国家统编《中学历史（七年级上册）》、孔子学院《中国历史基础》等教科书。余教授是热心人，当即表示“一定尽全力支持”。隔了几天，我迫不及待地与余教授、谢国旗等人飞赴北京。说实话，如不是特别重要，我是不愿意劳驾80多岁的恩师辛辛苦苦长途奔波的。一下飞机，我们就马不停蹄直奔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拜访了张廷凯，以及国家统编《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教材主编瞿林东、副主编叶小兵、主任编辑余桂元等人，一遍又一遍地阐述良渚遗址的重要性，希望能把“良渚遗址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写进教科书。他们对良渚遗址并不了解，听了介绍后表示，先去实地看了再说。

不久，瞿林东、叶小兵如约前来调研，仔细参观了良渚博物院，实地察看了良渚遗址，听取了遗址管委会的情况介绍。这次专题调研改变了编写组的认识。瞿林东主编表示，“良渚遗址确确实实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确确实实应该写进中国历史教科书。”回京后，他很快召集有关专家进行讨论。但当时参与历史教材审定的史学专家中没有考古专业的，加上传统观念影响，对于良渚遗址这样具有重大价值的考古发现难免认识不足。

在此后多年，我和同事们多次赴京“据理力争”，先后去了教育部教材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单位，走访了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终身教授）、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孙庆伟（时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高蒙河（复旦大学教授）、徐士进（南京大学教授）等学界大家，极力争取学术支持。在这过程中，80多岁高龄的余式厚教授不辞辛劳，数十次陪我们在北京杭州之间“打飞的”，每一次都是匆忙飞去，办好事情后又匆忙飞回，一次都没落下，他的情怀和精神让令人动容。

2016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良渚考古和申遗工作作出长篇批示，我们如获至宝，7月再次飞往北京，向国家文物局、教育部教材局、国家统编《中国历史》编写组的领导、专家们做了专题汇报，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不仅为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指明了方向，也为争取将良渚遗址写进历史教科书提供了遵循。时任教育部教材局局长郑富芝（现教育部副部长）、教材处处长李斌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不久，我接到余桂元通知，要求我主笔起草编入教材的《良渚古城遗址》课文。这是“责任重于泰山”的大事，我觉得才疏学浅，恐难担此重任，再三推脱。但对方坚持要我写，“毕竟你对良渚遗址的了解要比北京的同志更深入、更到位些。”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件“意义重大，困难巨大”的差事。

2016年7月起，良渚古城遗址申遗进入快车道，由我分管申遗处的工作，繁重的任务压得我和同事们喘不过气来。但我觉得，“把良渚文化写进国家统编《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件事的意义不亚于申遗成功。所以，无论申遗工作多么紧张繁忙，我一刻也没放下教科书文章的写作和求教工作，一边忙于完成交办的申遗任务，一边全身心投入编写，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躺在床上，想到某个细节表述不够准确，会翻来覆去睡不着，以至于起床打电话向专家学者请教。

初稿完成后，我先后向同事蒋卫东（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专家型干部）、良渚古城发现者刘斌、良渚水利系统发现者王宁远、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陈明辉等有关专家征求意见，还前往北京，登门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赵辉等知名考古学家请教，逐字逐句反复打磨，终于完成了起草。在发送稿子之后，我还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讨论了配图布局设计，准备用良渚遗址区划图做底图，配上玉琮、玉璧、玉钺这三件良渚文化代表性玉器。

不久，我收到送审稿，欣喜若狂。但等教材清样出来后，我细看之下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诚然数百万年的历史被浓缩成99页，而良渚遗址就占了整整一页，篇幅之巨超乎预料，可在良渚遗址“实证了距今5300-4300年间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早期国家文明阶段”这句话前，加上了“有学者认为”五个字，那言外之意，是否还“有其他学者不这么认为”？我立即飞往北京，跟有关人员进行了激烈争论。“习近平总书记批示中明确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而且这是考古发现实证的事实，怎么能表述为‘有学者认为’呢？”极力争取的另一个重点，是坚持要将良渚古城遗址的所在地表述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将具体地名载入教科书，有利于提升余杭的知名度、美誉度，余杭区委主要领导也鼓励、要求我尽量争取。最后，教材局领导和编委会同意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这九个字写进教材。

2019年7月7日，也就是申遗成功的第二天上午，我准备从阿塞拜疆前往乌克兰，正走到阿塞拜疆海关门口，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越洋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李斌的声音。他兴奋地告诉我，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成功，标志着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价值得到国际公认，所以，“有学者认为”几个字被删除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百感交集，流下了激动、幸福的眼泪，随即抓住机会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我建议把这也记录在教科书里。”后来教育部采纳了我的建议，补上了相关文字内容。

2019年10月28日，国务院原副总理刘延东到故宫博物院参观良渚文明展，我受派前去陪同。刘延东同志参观并听取我的汇报后表示，从中感受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伟大。她欣然答应我的请求，特意在新版国家统编《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13页“良渚古城遗址”的课文页面上签了名。

在这一漫长过程中，得到了教育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我由衷地感谢。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陈寿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