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考古事业迅速发展，经费投入逐渐增加，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考古学科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十三五’期间，我国共实施考古发掘项目4200多项，发掘面积341多万平方米；多所大学增设考古、文博或文物保护专业，考古文博人才培养呈现蓬勃发展态势；部分考古机构人员得到增加。”这让长期从事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很欣喜。

因为热爱，所以关注。“还是期待在考古事业繁荣的同时，让那些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现有管理制度能更加完善。”贺云翱说。

“考古事业本质上属于科研性质，但因纳入文化系统管理，产生了许多问题。”贺云翱举例说，在用人机制上，由于历史原因，省市级考古研究机构被统一纳入文化事业单位，编制紧张，且在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中存在编制被压缩的现象，最关键的是，人才招聘由当地人力资源部门主管，考古机构在人才招聘数量、招聘时间、招聘方式上没有自主权。尤其是“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实施后，考古发掘工作量增加，现行的用人制度和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无法满足基建考古发掘要求。

在财务管理上，省市级考古研究机构作为文化事业单位实行的是“财政拨款”管理模式，而基建考古发掘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非计划性”“不可预估性”特点，按“财政拨款”管理要求，考古单位每年须9月份申报下一年度预算，这无异于“盲人摸象”，导致申报预算与实际所需经费有很大差距，影响了正常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

“另外一个实际困难是，考古机构按照普通的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电脑、相机、办公桌椅、绘图软件等固定资产的数量和在编在岗人员比例挂钩，不能‘超标配置’。而基建考古经常多个发掘工地同时开工，这就使得大量的编外技术工人缺乏相关设备，无法及时进行记录拍照、绘图测量、数据录入等工作。”贺云翱说，省市级考古机构多为公益性事业单位，考古人员的野外考古补贴或有或无，或多或少，且同一省内野外考古补贴标准不一，这也不利于考古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考古工作性质决定了珍贵文物出土无法提前预知，特别是有机质文物，需要立刻购买相关保护设备、联系专业文物保护机构来现场处理。但是现在按照行政事业单位物品购买办法，设备的购买需要在政府采购平台上申请，批准之后才能够下单。如果自行联系文物保护专业机构来现场处理而没有走招标程序，产生的费用又出现无法报销的情况，就会导致出土文物难以得到及时有效保护。

“在实际工作中，考古机构还存在用房难问题，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办公室面积配备管理，考古机构是不允许自建库房和资料整理场所的，这对出土文物保护整理、实验室考古工作展开等造成许多困难。”贺云翱说。

为此，贺云翱建议，相关部门需进一步深化考古机构管理机制改革，对省市级考古研究机构实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管理制度，纳入科研机构管理序列，逐步破解制约考古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难题。

（徐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