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具体起草，经反复研讨修订的《中国石窟寺考古中长期计划（2021-2035）》（下面简称《规划》）于2021年9月7日由国家文物局正式发布。《规划》不仅仅是为“全面推进石窟寺考古工作，完善中国考古学科宏观规划和顶层设计”而制定的政策文件，而且是21世纪20年一部建立在对既往工作和当前国家文化战略与科技背景全面调查、研究、分析基础上，关于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科全面而言简意赅的学术文件，其学术贡献值得重视，值得石窟寺界认真学习。笔者有幸数次参与《规划》文本的讨论，故不揣浅陋，把学习《规划》心得，与大家分享。

《规划》最重要的贡献是给中国石窟寺考古进行了明确定义。“中国石窟寺考古是运用考古学方法调查、分析、研究与石窟寺及摩崖龛像有关的遗迹和遗物的学科，包括应用田野考古技术与方法对石窟本体、窟外建筑遗迹和相关寺院遗迹进行野外调查、发掘、测绘、记录，以及建立在田野考古基础上的石窟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中国石窟寺考古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石窟寺考古理念的发展和进步，将石窟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运用考古学方法对石窟本体、窟前建筑及相关寺院遗址进行全面调查勘探、发掘整理、分析研究，已成为学界共识。”廓清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科的对象、内容和方法，特别是把石窟寺田野调查和石窟寺综合研究这两项“石窟寺考古工作”的核心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表述得十分清楚，为《规划》各项规划内容的安排，有了清晰的学术逻辑。是对宿白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创立的这一学科初衷的深化和发展。

基于“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概念，《规划》明确直面当前石窟寺考古领域存在的问题，作为制定目标任务的基础。《规划》关于中国石窟寺自上世纪20年代始近百年调查、发现、研究、成就、问题等曲折学术史的表述，作为国家文件，文字简练概括，没有铺陈展开，而起草团队却为此撰写了迄今内容全面详实专门报告作为基础。对当前存在、亟待解决并影响学科长远发展的若干问题，《规划》的总结冷静客观：“第一，缺乏宏观规划设计。第二，基础工作亟待加强。第三，考古报告出版工作滞后。第四，专业人员紧缺，人才断层问题日益凸显。第五，技术标准体系不建全，缺乏专门的石窟寺田野考古规程、数字化技术规范”，条条切中要害。这是针对一个专门考古领域存在问题的第一次清晰的梳理。《规划》学术任务和主要目标制定，具体实施项目的设置，无一不是基于这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切实虑远而非蹈空骛远的部署。

逐条逐目逐字逐句研读《规划》，就会发现，这部横跨三个“五年计划”的中长期石窟寺考古工作计划，史无前例地把“以基础资料的调查发掘、归纳整理、分析总结为重点，推动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撰”的石窟寺考古核心的“基础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核心地位。被石窟寺考古前辈挂怀的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出版这个长期困扰石窟寺界问题的最终解决，有了扎实可期的前景。对石窟寺考古基础工作，特别是考古报告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使《规划》必将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考古学学科发展进步最重要的工作计划。

而且《规划》明确“促进石窟寺考古与保护相衔接，建立石窟寺保护项目考古前置机制。”厘清石窟寺考古与石窟寺保护，在石窟寺管理和学术工作组织中的相互关系，明确石窟寺考古是石窟寺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从而有望使在石窟寺本体或数字化保护等具体实践中，一直存在的与石窟寺考古几张皮现象，得到根治。这一理念的确立，将是《规划》影响最为深远的贡献。

《规划》立足当代石窟寺考古实际，把“推动现代科技应用和多学科合作，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体系”，列为其核心任务之一，把多学科合作作为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体系”的重要环节，意义重大。石窟寺文物集景观、建筑、绘画、雕刻、塑作、工程于一体特殊的综合性，使它成为中国考古学调查和研究中最需要多学科合作的考古学门类。在既往强调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史、建筑史、语言学等跨专业、跨学科合作外，《规划》充分认识当前数字时代背景，使石窟寺考古成为前沿数字科技参与的跨专业、跨学科，而且跨领域的实验地。多学科协作、“集团军作战”式的团队合作，将成为石窟寺考古工作的常态。《规划》也明确要求在石窟寺考古田野规程的制定、石窟寺数字化技术规范制定时充分考虑这一新态势。事实上，如何在新技术介入条件下，充分认识石窟寺遗存的复杂性，传承和发展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实践和理论，是一个需要实施《规划》任务的一代学人不懈努力实践和探索的工作。《规划》明确的倡导，必然会促进这项工作的快速和高质量进行。

《规划》以重点石窟和重点区域，点面结合，针对目标、任务，凝练具体项目，以重点石窟寺单位和重点区域，分别部署考古报告的出版项目和石窟寺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两项前后凡19大项，覆盖了中国石窟寺分布的全部地区和中国几乎全部重要的大中小型石窟。在“重点区域石窟寺考古调查发掘项目”之最后，专列“12.石窟寺考古数字化试点”，表明国家文物局对21世纪20年代石窟寺考古的数字化背景的高度重视。列入其中的项目，分布在全国石窟寺的主要区域，具有年代和地区分布上的代表性，同时又是具有特殊复杂和难度，需要借助数字化技术才能顺利实施石窟寺考古调查、测量工作的复杂洞窟或石窟寺群，对于全面探索提升数字化技术在中国石窟寺进一步综合应用能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同时也是制定石窟寺数字化考古标准规程，建设石窟寺考古数据库和探索新型石窟寺考古报告出版形式的实践基础。其成果也将以数字化形态出版和进行公众传播转化，而具有公众影响力。

事实上，随着《规划》核心任务促进的石窟寺考古中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从理论上标志着石窟寺数字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围绕着石窟寺考古田野工作组织和实施的数字化，从方法论探索阶段，走向普及阶段。田野规程和室内计算标准的建设有了更迫切的提出环境和使用背景。

《规划》颁布仅仅一个月，各地文物管理部门和石窟寺考古界已经行动起来。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清醒地知道，在2021-2035年短短十五年间，完成《规划》确立的目标任务——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并不容易。仅就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和出版一项，虽然国家文物局已经于《规划》公布前的7月16日公布了《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指南》，提出了石窟寺考古田野记录内容要点，但是从我们在龙门石窟实际工作的情况看，中国石窟寺遗迹的实际要比已有的认识复杂得多，具体工作的完成，还需要一点一点针对具体问题，解决具体困难，慢慢推进。多学科合作从认识到实践，需要机构合作、人才培养、调度的全社会合作，更何况，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撰完成，在数字化技术条件下，在多规合一理念之下，需要经费的程度，也可能远远超过既往的认识。《规划》任务落实中，相信还有很多未知的问题目前还难以虑及。也就是说，从现在起的十五年，是中国石窟寺考古工作组织开展、年轻人成才、石窟寺界成果丰硕十五年，也必将是石窟寺考古界需要解放思想，勤奋学习和勤奋工作的十五年。完成《规划》部署的工作，实现《规划》既定的目标，真正夯实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保护、传承利用学术基础，迎接参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石窟寺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到来，参与其中的每一位，唯一要做的就是，就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李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