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出版座谈会在文物出版社召开。文物出版社社长张自成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说，今年是李晓东先生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实践和研究59周年。59年来，李晓东先生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和研究，对中国文物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国文物保护特色理论与方法、中国文物法律制度的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成体系的、富有创见的重要贡献。为了梳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动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近年来文物出版社陆续开展了相关学者研究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李晓东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承蒙李先生厚爱，将其毕生研究成果交给我社出版，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今天这套书终于和大家见面了。他表示，召开此次座谈会，是为和与会嘉宾对李先生研究成果作进一步总结提炼，并听取大家对本套文集出版编辑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由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刘铁巍主持。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  马自树

　　首先对晓东同志《全集》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晓东同志是我们的老朋友，多年来一起工作、学习，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他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仔细也非常勤奋的学者，也是一位好的实践工作者。晓东同志曾说自己的治学心得是“广学强记、勤奋实践、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将普遍了解与重点调查相结合，向书本和实践学习，向前人和他人学习，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不断探索、总结、提炼、积累、分类、归纳，综合研究。”我觉得这样的体会，非常客观，也非常实际，对于其他的治学者有很好的借鉴和鼓励作用。
　　有前辈曾说过，看一个人有没有修养和成就，主要是看他对业余时间的支配。据我所知，晓东同志没有什么别的业余爱好，他的爱好就是学习、就是写作，勤奋了一生。这种勤奋是他取得这么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基础。另外一点就是他学以致用，特别在文物法的研究、贯彻、宣传等各个方面，包括文物法的修改等工作，都是他在支持和引导。学以致用之上，他还根据实际不断地总结，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
　　晓东同志对资料的占有非常丰富，不仅博闻强记而且勤于动手。他的笔记是一座写作的宝库，有时候我遇到什么疑问，就打电话跟他请教，他会马上翻阅资料帮我找到答案，他所拥有资料的丰富度，是别人难以企及的。正所谓“论从史出”，没有强大的史料作后盾，轻易得出自己的学术结论，那是空头的、经不住考验，所以只有占有详尽的资料之后，然后归纳提炼，这样才能成为“学问”，晓东同志的这一点，非常让我们钦佩和敬佩。
　　我翻阅了一下这套《全集》，真的是相当丰富，总体来讲它分了几方面，第一个就是“开山之作”——晓东先生是提出“文物学”概念的第一人，“文物法学”这一概念也是他首先提出的，他在1982年《文物保护法》颁布之后，不断在这方面紧紧地探索、追求，终于成就了巨著。另外，就是文物管理，因为他不仅是理论工作者还是一位实践者，所以他在实践基础之上，善于总结提炼，在管理方面有很好的见解和创建。以上几个方面内容代表了晓东同志的学术成就，是对文物事业、文物科研的重要贡献。
　　召开《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出版座谈会，我觉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向文物界的各位同仁推荐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把文物事业推向更高的层次。
　　最后，我以四句话作一总结：辛勤耕耘六十年，穷究学术开新篇，煌煌巨著全六卷，文博园中更娇妍。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  彭卿云

　　看到《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这六本书，我首先感到非常震动，文物出版社大气，用如此大开本、大字号出版文物专家的文集，很难得。也祝贺晓东，有这么难得的机会把自己的成果集中起来。
　　《全集》还未全部翻阅，但要特别提出，其中有一本《文物学概论》不简单，已多次出版，它是大专院校，特别是大学的教材。我知道好几所高校，都将晓东这本书作为相关专业的课本，单从这一点就能证明晓东著作的成果，影响确实很大。他这六本书，从文物管理的理论建设来说，占有重要一席。从文物管理到文物学到文物法学再到文物保护法方面，他花的功夫、所取得的成就是最突出的。我曾说过，文物系统中真正系统地研究文物法学的、文物法治的，除了李晓东没有别人，在这方面其他人可以说难以望其项背。
　　晓东的工作成就和专业学术成就的取得，是有特殊原因的，或者说有三大优势。第一，他是科班出身，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无论是搞考古研究还是文物管理，这都为他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无可替代的专业基础。第二，就是他的实践，大学毕业后，他参与了一些田野考古工作，但主要是文物管理上的实践和文物领域专业研究的实践，这差不多是他一辈子的事业，天天碰到法律问题，亲身经历过了文物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有现在的实践成果，做到不肤浅不流于表象。第三大优势，就是勤奋认真。这套《全集》可以说是他的工作成果，也可以说是业余成果。放下工作以后，他思考问题写出文章，我认为这就是勤奋。勤奋还不止，他还很认真。他写东西是抠字眼的，抠行文用字还抠思想内容，文章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一颗钉子。认真实在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品格。而他的文风也朴实无华，实实在在、认认真真。
　　这三大优势让晓东取得了成功，也为年轻人树立了榜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徐光冀

　　首先祝贺《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的出版。我和晓东是老同学、老朋友，我觉得他对文物事业十分热爱并且怀有一颗敬畏之心，对工作投入了自己一生的心血，取得了如此大的成果。
　　晓东同志可以说是位多产的作家，他不仅写文章而且做了很多实际工作。比如，2002年修订《文物保护法》，他与谢辰生先生都全程参加，文物保护法律是文物保护的根本，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他不仅参与制定法规还参与宣传法规，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很多文章，都是在宣传《文物保护法》，对向文物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宣传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对我本人也有很大的启发，比如关于文物工作中最早提出“大遗址保护”到底是什么时候？我在看完晓东写的《1964年“大型古遗址保护工作座谈会”述略》这篇文章后才了解到，早在1964年文化部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召开该座谈会时就提出来要推动大遗址保护工作，而并非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
　　晓东同志对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法规都很熟悉，在此基础上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物法规体系也了解得最深刻，这与他的勤奋密不可分。另外，他的学风非常严谨。法律文章和散文不同，一字一句都有其特定的语言，比如《文物保护法》中提到要“保护文物原状”，那么这个“原状”是指什么，是原来的“原状”还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原状”？就是发现时看到什么“原状”，就是什么“原状”，并不是去复制文物最初的样子，那就是造假，现在很多人对这点的理解不对，在文物修缮上就出了毛病。我们要保护的文物原状就是发现它时候的原状，我和晓东看法是一致的。
　　所以，晓东的著作和工作实践向我们传达了很多东西，这套《全集》的出版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  李伯谦

　　《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的出版，要感谢文物出版社的领导有眼光。
　　我和晓东是同班同学，他在大学时期就是特别活跃的人，篮球打得好，学习也非常优秀，是我们的团支部书记。毕业之后，同学们分散各地，他到了河北。我觉得，如果将一开始从事的燕下都调查工作继续下去的话，他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考古学家，但由于工作需要，后来他做了行政管理工作。今天，他能够把六大本的著作呈现在大家面前，我觉得这是他原原本本地奋斗出来的，是很不容易的。
　　在晓东一系列的创建中，最突出的，我认为一是文物学的提出，二是文物法学的提出和实践，三是文物的管理。
　　当我看到《全集》的六本书后就想到，大学教育，特别是文物考古专业，包括博物馆教育等，文物学和文物法学应该是重要的授课内容。培养人干什么？培养人不就干这一行吗？那怎么干？就是要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干，它是一个榜样。这套书的出版，影响将会非常大。目前我们国家大概十几所高校都有和文物相关的一些专业，学习这些专业的学生未来就是很好的传播并实践的一支队伍，所以我觉得《全集》的出版非常重要。
　　上大学的时候，我和晓东就经常在一起学习，毕业后常有通信往来，现在也经常会沟通。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在1958年提出要为祖国的考古事业健康工作50年，这个目标，我们已经完成了。晓东现在身体还非常好，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不是他文物工作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相信他以后还会有新的思考，撰写发表更多文章，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更延长，这也是我对晓东最大的期望。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黄  元

　　我是在半个月前看到李老师这部巨著的，非常感慨，非常钦佩。一部六卷本的《全集》是沉甸甸的，凝聚着李老师的睿智、博学和勤奋。作为一名国家公务员，能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写出几百万字的著述，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扎扎实实的功底。
　　这部书记录了李老师对文物事业无悔追求的坚实足迹。李老师从事文物工作近60年，择一事、终一生，把文物保护工作当作终身事业，为之奉献，为之奋斗，在文物保护领域不断探索、不断实践。第一卷收集了李老师在河北省文物局工作期间编写的《可爱的河北》等书籍，翔实生动，既是记录，也是宣传，更渗透着对文物、对事业、对职业的深厚情感。第二卷开始，是在国家文物局工作期间的著述，视野开阔，思路清晰，内容丰富，成果丰硕，记录着李老师在文物行业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做工作、勤思考、做学问的足迹。这是一位文物工作老前辈、老专家不懈奋斗和执着追求。
　　这部书体现出李老师对文物学科研究的精深造诣。谢辰生、沈竹、罗哲文、李老师等一批老先生身体力行，克服阻力和困难，编撰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这是我国文物研究保护和学科建设的重要标志。特别是李老师持之以恒，编撰了一批关于文物学科的著述。在《全集》里收录了《中国文物学概论》《文物学》《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等著述，具有权威性、学术性、时代性，开创了文物学科研究的先河，是文物工作者入门必读，也是高校文物保护专业的入校必学的难能可贵的教材。
　　这部书凝聚了李晓东老师对文物法学建设的突出贡献。文物保护工作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依法保护。李老师长期担任国家文物局法规处处长，不仅参与了《文物保护法》历次修订，而且对文物法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部《全集》里收录了《文物保护法概论》《文物法学：理论与实践》《民国文物法规史评》《文物与法律研究》等，奠定了文物法学的基础。我还记得，刚到文物局工作，就拿到一本谢老和李老合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释义》小册子，我认真读过，为局机关能有如此深入细致诠释文物保护法的图书感到钦佩。李老师在他的文物法学著述中，对文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文物的特性和文物工作方针、立法宗旨、文物权属、文物分类与定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等都做了详尽的阐述。这对推进文物保护规范化法制化，以法律法规为准绳，调整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的各种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这部书汇集了李老师对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的深刻思考。在《全集》的第六卷，收录有《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一章，这是全书的一个亮点。其导论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保护历史文物重要论述体会，论述总书记保护历史文物重大战略指导思想，这体现出一名老同志、老专家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在这一章里，李老师以自己近60年工作经历、所见所闻、调研成果，对走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在保护管理、文物修缮、队伍建设、体系建设、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对文物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建言献策。
　　我认为，文博人特别是青年同志，应该抽出时间认真读一读《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从中领略老一辈文博工作者筚路蓝缕的艰辛，学习文物保护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传承他们执着追求、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从而认清文博人担当的历史使命，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永远前进。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  杨  新

　　我先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总工程师付清远向李晓东先生表达感谢与祝贺：“晓东先生曾是我的领导，先生《全集》的出版体现了他一生在文物政策方面的参与和心血，先生的著作和大量有关文物法的文章对文物界的同仁在文物保护工作中有着法理层面上的支撑，有着重大的贡献，我因公外出不能到会，仅写上几句心里话向先生表示祝贺。”
　　李老师给我的印象是政策性强，严谨认真，平易近人。
　　《全集》基本以时间轴为编排顺序，从《文物保护管理概要》到《中国文物学概论》《文物保护法概论》《文物学》《文物与法律研究》《文物保护理论与方法》《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全面展现了李老师数十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通过对《文物学》相关学科的不断探讨，从理论和方法的角度出发，对文物学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做了比较概括的论述，逐步搭建出《文物学》的基本构架，为《文物学》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文物学》的研究与建构，关乎文物工作者的眼界和境界，对文物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在粗阅《全集》的过程中，多次见李老师提到“文物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存在凝固不变的模式。随着文物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深入，以及其他学科新的研究成果的引入，文物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应该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内容，完善文物学结构和体系。”在“对文物价值认识的深化”章节中，他也一再强调“在文物价值的认识和评价过程，不能企求一次完成，要慎之又慎”，这些文字体现出李老师既开放又审慎的学术心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全集》是李老师研究的成果，也是他心路的印记。粗读学习中，不觉拉近了我与前辈的心理距离，无言的交流，使《全集》犹如一座连接前辈与晚辈的桥梁。李老师大作的出版让我看到有一种激情叫作“使命在燃烧”。

文物出版社原总编辑  葛承雍

　　看到《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六卷本，我沉思了好久，半个世纪来他发表的一系列论著都汇集在此，涉及文物工作方向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遵循和明确文物保护的目标与价值。可以看出，他是坚持守正创新的文物工作者，从不偏离文物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不搞概念偷梁换柱，不屑抄袭别人文牍，不随意否定前人观点，特别是不搞花花点子，卖弄新名词，建言献策有理有据，批评指正充满善意。表现了一位老文物工作者的正气底线。
　　现在文博界都知道李晓东先生作为文物法专家的贡献，他对“文物作用”和“文物利用”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他多次讲过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法律法规就使用过“文物”、“文化遗产”和“大遗址”等鲜明的概念，这些概念的使用表明我们国家在1949年后有着清晰的认识，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讲，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这也是老文物专家都强调和最重视的问题。应该说，这对完善文物法规体系、标准体系和名录体系都有着不能缺少的指导意义。
　　一个人一辈子写几篇文章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始终不渝地写下去，有针对性、有专业性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并不多，李晓东先生不忘文物工作的紧迫任务，不断地阐明文物资源的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这需要很强的使命感与坚持不懈的责任感。每一次遇到社会对文物工作的不理解，遇到文物界内部的争议时，他都和谢辰生、马自树等老先生一起，纠偏纠谬，拨乱反正，敢于发声，及时指出具体工作不偏离的方向，将法制法规的理论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政策举措，让人们认识到文物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不是“一任领导抓一件事”，“一阵热点一阵风”。文物保护需要站位高远的理论研究，摸清保护与利用之间的规律，没有几十年的经验是不行的。对此，我对以李晓东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文物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敬佩。
　　李晓东先生的《全集》大著出版不是标志一位老文物专家的学术研究的终结，而是推进文物事业和留住文化根脉的又一次开始，在此我表示对李晓东先生衷心的祝贺、祝愿、祝福。

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  李  让

　　首先，我代表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出版传媒专业委员会祝贺《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出版。
　　李晓东先生是我们中国文物报社的老作者、老先生、老朋友。李先生学的是考古专业，有着扎实深厚的专业理论功底，从考古专业工作到文物管理工作，李先生处处留心留意，工作之余的笔耕不辍，《中国文物报》创刊35年来，李先生为我们写来数不清的好文章，其中很多是饱含他思想智慧的精品力作，在文博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李晓东先生还是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出版传媒专业委员会的前身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保护宣传委员会的会长，10年前，2010年11月27日，中国文物报社接过了接力棒，后来又在此基础上于2015年3月25日成立了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出版传媒专业委员会，谢辰生、彭卿云、马自树、李晓东四位先生是我们的顾问。
　　《中国文物报》是我们的立社之本，是我们的镇社之宝，李晓东先生非常关注报纸的内容和质量，每期报纸他都看得很仔细，他经常会针对报纸刊发的有关文博法治建设文章，打电话给我谈谈他的看法和意见，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说清楚他就会亲自撰写文章，或寄给我，或委托彭蕾同志捎给我。报社举办业务活动和开展课题研究，只要请他，他都不顾年事已高热情给予支持和指导。2013年7月19日，中国文物报社和陕西省文物局在西安举办“201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评选颁奖暨座谈会”，李先生作为特约嘉宾和我们一同前往，会后我陪李先生乘高铁回京，那是李先生第一次乘高铁，一路上非常开心。
　　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李晓东先生认真学习管理和法律方面的知识，尝试与文物工作结合，通过不断研究思考和总结提炼实践经验，不断形成新的理论突破。谢辰生先生在为李先生早期专著《文物保护管理概要》作序时评价“李晓东同志的这部著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系统论述有关文物管理工作的书。”他的《文物法学：理论与实践》出版时，“国内尚无一部从学科角度研究文物法学的专著”。
　　经过几十年的积淀和探索，李晓东先生最终形成重视文物学科体系构建，坚持中国文物保护理论体系建设，重视文物法规研究和文物法学理论、文物法律体系构建的学术思想。李先生在文物学、文物法学、文物法律体系、文物保护史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尤其在文物学和文物法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我和李晓东先生认识20年了，20年的接触，感觉李先生从来都是一个勤勉的人，他始终在关心文物事业，他始终在工作，在思考，始终是我们的榜样。
　　最后要感谢文物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坚持特色立社，坚持专业定位，高度重视出版《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为文博界留下一份宝贵的研究资料，为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部厚重的精品图书。希望文物出版社坚守服务事业、服务学术、服务社会的使命，出版更好更多的精品佳作。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研究员  彭  蕾

　　我与李晓东老师相识十年，接触越多，我越发现，李老师真是一个宝藏老人。他时常会拿出一本他写的书，书中内容刚好与我们正讨论的主题相关。不久前，欣闻李老师的《全集》盛装出版，我由衷感到高兴。这套《全集》是李老师从事文物工作近60年来所有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内容之丰富、理论之完整、思想之深刻，必将为文物理论建设和文物实践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因为我的专业是法律，毕业后在文物系统工作十几年，也一直从事的是与文物法律有关的工作。下面我想举几个与法律研究相关的事例。
　　就《文物保护法》制修订来说，李老师从1979年参与《文物保护法》制定工作，参与《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草案起草，1991年主持国家文物局关于修改《文物保护法》30条和31条的工作。1997年之后，对《文物保护法》执行情况及其存在问题调查研究，为《文物保护法》修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后又主持修法起草小组，与小组成员一道，提出了更严谨、更完整、更充实、更科学的修订草案，并制定起草说明。李老师对这一轮修法也一直十分关注，并提出修法意见。可以说，李老师是文物保护法的主要参与者与开拓者。
　　从文物法制建设过程看，李老师较早提出文物法学概念，并著有《文物法学理论与实践》和《文物保护法概论》进行系统论述，为法学与文物学交叉学科建设开展了难得的探索。同时也较早提出文物法律体系及其主要内容，对于中国特色文物法律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李老师通过对文物工作实践积累和对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及时提出创造性的概念和理念。比如20世纪初，学界刚提出公益诉讼，李老师便尝试将公益诉讼与文物工作结合，连续发表三篇文章，阐述文物公益诉讼内容和基本规律，并积极推动将文物公益诉讼列入《文物保护法》。在修订1982年文物保护法时候提出来，曾得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领导的肯定。当前，文物公益诉讼正在被越来越多检察机关纳入新领域案件范围。
　　下面我想引用李老师曾在《中国文物报》刊登的《学问·自学》短文，与大家共勉。原文是——“我治学最重要的心得是：广学强记、勤奋实践，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将普遍了解与重点调查研究相结合，向书本和实践学习，向前人和他人学习，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不断探索、总结、提炼、积累，分类归纳，综合研究。”
　　最后，再次祝贺《全集》顺利出版！

文物出版社原副社长（《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责任编辑）  周  成

　　2021年将是李晓东先生从事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科研工作的60周年。在将近一个甲子的时光里，他结合全方位的文物工作实践，从基层微观管理到全国文物保护的宏观岗位，都留下了挚诚探索的身影。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清醒而自觉地思考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的理论、制度和路径，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文物学学科体系的创建与完善的开拓性研究之中，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宣传贯彻、修订完善的历史性过程，不愧为中国文博界公认的文物学与文物法学的权威专家。他几十年间笔耕不辍，发表了一系列思想深邃、与时俱进的文章与论著，赢得了业界同仁与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近期文物出版社将其倾力编著成6卷本的《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面向海内外出版。这是李晓东先生对他钟情的中国文物事业的最好奉献，也是国内外文博界值得关注与珍藏的有关于他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系统集成，更是全国文博与考古学者及从业人员学习文物法规与行业准则的全面而实用的工作指南。
　　精心出版中国文博考古界专家学者的权威著述，一直是文物出版社的重要历史使命。特别是推出文博名家的系列全集，更是近年来一直寻求的出版方向。2017年初，我通过他的老伴、我的老领导许爱仙女士，向李晓东先生表达了愿意将他已经发表或还未发表的重要文章与报告、已经出版的八部文物论著和三部合著内本人撰写部分以及新近完成的回顾与思考性论著《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全部收入《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的编辑构想。《全集》按写作与出版时间的先后，包括文物学、文物法学和文物保护利用科学理论三大主题，分卷系列出版。对此，李晓东先生欣然接受，并和老伴一起，克服年老、体弱、多病等诸多不便，很快完成了全部文稿的收集与整理，并在《全集》的编排过程中进行了仔细的校阅与修改。经过三年多的辛勤工作，特别是经受了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的考验，最终结出硕果。
　　新中国宏伟壮丽的文物保护事业，为以李晓东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文博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善于几十年如一日、自觉记录与勤奋思考的李晓东先生，紧密结合各个历史阶段的文物工作实践，在回答文博界面临的各种理论难题的过程中间，将其逐步构建与完善成能够反过来指导现实的文物学、文物法学和文物保护利用的理论体系，化平凡为不朽，确实有非凡的历史性贡献。综观《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堪称研究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利用科学理论的奠基之作。
　　三年多的编辑时光，一晃而过。值此《李晓东文物论著全集》出版之际，祝愿全国文博界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和广大的文物爱好者有缘阅读到此书，从中获取思想启迪与理论武装，自觉成为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利用千秋大业忠诚的实践者，为保护与传承古老中国丰富而多彩的文化遗产、守望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文字整理 赵  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