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不知不觉中，我所酷爱的《中国文物报》已创刊35周年，我也在文物工作岗位上风雨兼程了32年。翻看着自己精心剪辑的发黄的剪报本，凝望着书橱内自己订购的褪色的合订本，我感慨颇多。

35载栉风沐雨，35载春华秋实。从《文物报》到《中国文物报》，从河南省文物局创办到国家文物局主管，从双周刊到周二刊，从4开4版小报到对开8版大报，从黑白两色到彩色印刷，从知识普及性到专业学术性，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文物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伴随着时代进步的潮流，见证着文物发展的奇迹，续写着遗产保护的辉煌。在广大编辑人员的辛勤努力下，目前已出版近2900期，她用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版面宣传了国家文物工作的方针政策，介绍了中华博大精深的文物瑰宝，报道了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成果，交流了文物保护新做法和新经验，字里行间真实地反映出国家文物事业一朝一夕的进步和变化，是广大读者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是16万全体文博人的知心向导和文化盛宴。

1988年8月，我作为一名师范院校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懵懵懂懂地选择了当时鲜有人知、非常陌生的“冷门”行业，在孟子故里山东省邹城市与文物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报到工作后没几天，我就参加了第三次全省文物普查工作。白天骑着自行车，身上背着120黑白照相机，在曲曲折折、坑洼不平的土路上挨村挨户到处跑。晚上住在乡镇旅店，在昏暗的灯光下克服困难整理陶片、汇总资料。与文物的第一次结缘，我尝到了这项工作的酸甜苦辣，认识了这项工作的困苦艰辛，更感觉到文物知识的欠缺与不足。

正是这个时候，我在办公室的报夹上结识了《中国文物报》，便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每逢年末岁尾，我都把好的稿件剪裁下来，做成剪报，分类粘贴到自制的剪报本上，随时翻出来认真品读。《中国文物报》成了我日常学习和工作相伴的好朋友，她教我把握方针政策、增长理论知识、提高文博业务、了解学术成果、积累工作经验、看淡名利得失，让我汲取了知识的源泉和工作的动力，收获了快乐、充实和满足，体会了坚守、奉献和责任。

在阅读了几年《中国文物报》后，我结合自己从事的工作，忙里偷闲，学着报纸刊发的内容，带着浓厚兴趣开始投稿。1993年8月，我撰写了《西晋围棋》一文，用20×15行方格稿纸工工整整誊写后，匆忙赶到邮政局，把稿件装进信封封好口，贴上一张8分邮票，投进邮筒，怀着忐忑的心情离开。当月22日，这篇文章在第3版发表了！当第一次收到报社邮寄的散发着油墨气息的样刊和盖着收汇日戳的稿费汇款单时，我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内心的激动之情无以言表。这也激发了我更大的写作兴趣，工作忙时，常常趁夜深人静，挑灯苦读，伏案写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截止到1996年4月，我先后有15篇文物专题性文章在《中国文物报》发表。后来随着见报文章数量的增多，2001年6月，报社给我颁发了“中国文物报特约通讯员”证。

尤其让我难忘的是，拙文《最早的墓志——战国刻铭墓砖》在1994年6月19日《中国文物报》发表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在同年8月14日发表了《也谈邹城张庄的砖文》一文，李先生以所提供照片为主要依凭，在百忙之中对砖文经过认真细致地对照分析，进行了考证释文和精辟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由于提供照片质量不太高，加之砖质较差，火候较低，部分文字漫漶泐损，增加了释读困难，致使李先生文中所谈部分内容可能有误解之处。为帮助广大读者释出更加确切的释文，我查阅相关典籍资料，撰写了《对邹城张庄砖文的补充》，于1996年1月28日发表。《中国文物报》给我提供了与学者对话、同专家交流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付出辛劳的同时，我收获了其他人或许不能理解的幸福感。

32载弹指挥落，32载一路同行。回顾我与《中国文物报》的相守相伴，心存敬畏，心存感激，心满意足。从慢慢认识她，渐渐读懂她，到深深喜欢她，受到了锻炼，得到了成长，增长了才干，胜任了工作，让我由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成为国家公职人员，走上了管理岗位。2009年我被山东省文化厅授予全省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先进个人，2016年被山东省文物局授予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先进个人。我还由一个懵懂无知的专业“外行”，得以先后编著及主编文物类著作12部，在《文物》《考古》《文物工作》《文物天地》发表文章10篇，在其他专业杂志和论文集发表文章40余篇。对此我要感恩《中国文物报》文化乐土的丰润和滋养，感恩报社全体编辑人员无怨无悔的倾情付出和奉献，感恩社会各界对文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深信，在党和国家日益重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形势下，《中国文物报》定会满目风光尽是春，满眼春色更宜人！（郑建芳  山东省邹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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