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发布甘肃省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是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守护人。70多年来，他们扎根大漠，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顾大家，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无私的奉献精神，精心保护和修复莫高石窟珍贵文物，潜心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艺术，努力探索推进文化旅游合理开发，在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莫高窟这颗丝绸之路上璀璨的明珠重放光彩，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赞誉。
　　三危山前，在辽阔苍凉的戈壁大漠深处，敦煌莫高窟已伫立千年。敦煌，曾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世界四大文明、六大宗教和十余个民族文化的融汇之地。 经过一千多年的营造，莫高窟成为世界上历史延续最悠久、保存较完整、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美的佛教艺术遗存，至今仍保存着735个洞窟的45000平方米的壁画和2000多身彩塑，涵盖文化、艺术、科技、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层面，向世人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1952年段文杰和李复修万佛峡西方净土变画稿

樊锦诗在莫高窟第85窟壁画修复现场检查工作

坚守大漠  为梦想执着奋进

　　一切源于一场相遇。
　　1935年的秋天，留学法国的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这本画册在常书鸿面前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他方知在祖国内陆大漠深处有个地方叫敦煌，第一次知道在敦煌莫高窟还保存着如此精美绝伦的古代壁画和雕塑，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
　　在敦煌艺术的感召下，常书鸿毅然从巴黎启程，回到中国，冒着战火的烽烟来到敦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由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这标志着莫高窟收归国有，由此结束了敦煌莫高窟近5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破坏和偷盗的历史。随后，段文杰、郭世清、孙儒僩、黄文馥、欧阳琳、李承仙、史苇湘……一批又一批后来成为杰出敦煌学者的年轻画家们追随而来，用自己的青春与理想守望着这片宝贵的文化遗产。
　　70多年间，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来到敦煌、留在敦煌，一代代莫高窟守护者在敦煌一留就是一辈子。
常书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他和他带领的有志青年，从大城市来到风沙呼啸、荒凉寂寞、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西北边陲敦煌，面对破败不堪的石窟，面对风沙弥漫的茫茫戈壁，面对没有办公用房、没有宿舍、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经费拮据、职工缺少、办公设备匮乏等极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们把莫高窟九层楼前的破庙当作办公室，将马厩改造成宿舍，睡土炕、喝咸水，开始了对莫高窟的守护。
　　当时，莫高窟一层洞窟基本是被流沙掩埋的，他们几乎用双手清除了数百年堆积在300多个洞窟内的积沙，修建了长1000余米的围墙。面对艰苦的环境，他们没有退缩，没有放弃，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克服和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一起种树、一起凿冰、一起劳动、一起修墙、一起清沙、一起临摹，竭尽全力开展窟内、窟前积沙的清理、洞窟测绘照相、洞窟编号、内容调查、壁画彩塑的临摹复制及补修等一系列力所能及的保护工作，开创了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事业，为以后敦煌文物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莫高窟处于茫茫沙漠中，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但他们不计名利得失，依然坚守在莫高窟临摹壁画、保护修复、考古发掘、研究文献的岗位，心无旁骛、乐在其中，即使特殊时期，业务停顿，全体职工对保护敦煌艺术宝藏的认识和态度仍完全一致，使敦煌石窟文物未受到丝毫破坏。“文革”以后，国家给他们平反落实政策，竟然没有一个人要求离开敦煌，最后都回到了莫高窟，继续坚守大漠，他们就像是一群“打不走的莫高窟人”，被莫高窟像磁铁一样吸引着。
　　从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第二任院长段文杰、第三任院长樊锦诗、第四任院长王旭东，到现在第五任院长赵声良，在他们的带领下，几代莫高窟人始终围绕“保护、研究、弘扬”的工作方针，在边远荒寂、风沙弥漫的大漠戈壁中，以执着的信念和满腔的赤诚，传承和弘扬“莫高精神”。
　　在与莫高窟九层楼相望的山上，有一片敦煌研究院的公墓区，这里安葬着常书鸿、段文杰以及其他20多位敦煌文物事业的先辈。他们生前守护莫高窟，逝后长眠地下，也永远地坚守在大漠，守护着莫高窟。如今，年逾80岁的樊锦诗、李云鹤等第三代莫高窟人仍然坚守着工作岗位。

甘于奉献  为事业浇筑热血

　　70多年间，胸有丘壑、各有专长的一代代莫高窟人，生活在大漠深处，甘之如饴。
　　无论是常书鸿、段文杰、孙儒僩、黄文馥、欧阳琳、李承仙、史苇湘，还是樊锦诗、李云鹤，还是现在年轻一代的莫高窟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敦煌文化艺术的热爱胜于一切，他们把青春年华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这里，他们甘于放弃大城市的优越条件奔赴西北大漠，不畏满目黄沙，不计偏远闭塞，耐住孤独寂寞，用他们的无私奉献换来了敦煌石窟保护的崭新局面和敦煌文化的赓续弘扬。

　　段文杰，被誉为“敦煌艺术导师”。 “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段文杰后来如此描述自己初到敦煌时的情景。他迫不及待地钻进每一个洞窟，贪婪地洞察着潜藏在壁画深处的奥秘。
　　面对莫高窟这样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段文杰决定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交给莫高窟。他潜心研究壁画里独特的构图形式，研究不同时期壁画所用的颜料、画法，苦练线描、晕染和传神技巧，抛弃了已经形成习惯的西方油画技法，总结出了一套临摹敦煌壁画的画法，并将这个画法教授给史苇湘、李承仙、孙儒僩、欧阳琳、黄文馥、关又惠等年轻一代，而这些画家们为了临摹敦煌壁画，也都甘愿放弃自己业已积累多年的绘画技巧，放弃自己的艺术创作生涯，像工匠一样守护和重现着敦煌壁画的神韵与风采。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创下了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第一。
　　樊锦诗，被誉为“敦煌的女儿”。1963年，樊锦诗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从繁华的大城市到条件最艰苦的西北荒漠，同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工作和生活在一个院子里，住土屋、睡土炕、坐土凳、用土桌、点油灯、喝咸水，而这一来竟也是一辈子。如今已经82岁高龄的樊锦诗，工作生活依然在洞窟和书桌两点一线间。2018年和2019年，樊锦诗分别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和“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编制扩大、部门增加、人才汇聚、条件改善，敦煌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从此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成果竞秀、弘扬传播的崭新阶段。但老一辈莫高窟人刻苦严谨的研究风气丝毫没有丢弃，不管是煤油灯下埋首勤学，靠镜面折射借光临摹，踩“蜈蚣梯”考察洞窟；还是开展石窟数字化，分析壁画病害机理，建设敦煌学信息资源库，道路虽艰，但研究人员都乐此不疲，心血有成。
　　如今的敦煌研究院已从初创事业的十多名绘画、艺术专业人员发展成为艺术、文史、理工、管理等多学科专家并存的研究局面，既各擅其美、并行不悖，又兼容并包、交融共进。在敦煌研究院几代莫高窟人的不懈奋斗下，敦煌莫高窟才得以完好保存至今。

勇于担当  为初心迎难而上

　　“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悔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樊锦诗说。
　　樊锦诗1998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任院长。而当时还有半年她就60岁了，在即将退休的年纪又重新站在了起跑线上，担起了重任。
　　游客太多，她日夜揪心。于是，莫高窟在她的带领下率先进行文物数字化探索和游客承载量研究，“数字敦煌”项目让莫高窟“永葆青春”成为可能。
　　从百废待兴，抢救文物到面向世界，科学保护；从制订法规，精心管理到探索“数字敦煌”，永久保存敦煌瑰宝，敦煌研究院在为国宝重现光芒的道路上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生力军。
　　他们在文物保护方面担当作为，把石窟安全保卫从最初单一的防护措施逐步建成了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综合防范体系；探索出了一套科学的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程序和规范；构建了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初步建立了基于风险理论的预防性保护体系；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规范，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他们在壁画研究方面勇挑重担，从最初的壁画临摹与绘画技法研究，逐步扩展到了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敦煌壁画图像研究、敦煌文献研究、丝绸之路民族宗教研究等专题领域，以及敦煌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的系统解读。他们在学术成果交流方面不辱使命，出版学术专著50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3800余篇，创办的国内第一家敦煌学研究专业期刊《敦煌研究》，已成为国际敦煌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专业期刊和学术载体；先后派出学者近200余人次赴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20多个国家开展文物保护、参访讲学、研讨研修、策展创意等交流活动，并在走出去的同时大力引进高层次访问学者和特聘研究员，多角度、多维度解读敦煌文化的价值。
　　让敦煌学研究在故土生辉是老一辈莫高窟人的梦想。几十年来，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在敦煌石窟美术临摹和研究、敦煌石窟考古、敦煌史地、敦煌文献、敦煌文化等包罗万象的敦煌学各个领域潜心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不在中国”，这句老话，可以终矣。

开拓进取  为发展敢为人先

　　“许多个第一见证了敦煌研究院在国内文博界的领先地位。”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
　　无论是国内文物系统首个国家级工程中心的建立，还是第一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研发；无论是创办大陆第一家敦煌学专业学术期刊《敦煌研究》，还是在全国文物单位率先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敦煌文物大规模存储……几代莫高窟人敢为人先、开拓进取，使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领域科学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发展中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空白。
　　在科技创新方面，1997年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85窟的保护修复项目，基本形成了壁画保护的程序，验证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准则》的科学性。针对石窟壁画酥碱和空鼓两大病害，莫高窟人研究出了自己的脱盐和灌浆技术。现在这种保护技术已经形成了国家标准，进行了大规模的推广，其修复经验也为国内其他地区的壁画保护提供了借鉴。
　　在管理创新方面，建立了国内唯一的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导研发了第一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启动了全国第一个文物保护多场耦合实验室建设，建立了首个以“物联网”为基础的遗址监测和风险预控体系，开创了全国文物数字化先河，“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全球共享，在全国最早开展游客承载量研究，率先实行“总量控制、网络预约、数字展示、实地参观”的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2010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会议上，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管理、旅游开放经验典型案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莫高窟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
　　在文物研究保护后备力量的培养方面，积极引进文物保护、化学、物理、建筑、计算机等科技人才，并在美术、考古、文献、丝路文化、讲解接待等方面全方位培养人才。从1985年开始，敦煌研究院每年派遣两名员工赴日本深造，截至2019年，已为敦煌研究院培养专业人员54名。这些从国外学习回来的学者在敦煌研究各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思考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为事业发展开拓了国际视野。
　　在开展国际合作方面，自1987年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敦煌研究院先后与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机构以及国内40多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全方位探索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问题，培养了一大批壁画及土遗址保护专业人才。
　　70多年筚路蓝缕、奋斗不息，70多年辛勤耕耘、弦歌不辍，一代代莫高窟人薪火相传，秉持“莫高精神”，隐身大漠谱写了世人瞩目的敦煌传奇，让沉积千年的莫高窟盛世重光，展示着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博大内涵。（李瑞  徐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