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院校毕业的优秀大学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包分配就业的年代，曾面临妇联、教师职业的选择，最终阴差阳错到了宁夏固原博物馆，一待就是三十年。

1983年宁夏固原发掘了原州刺史李贤夫妇墓葬，出土了波斯鎏金银壶和凸钉装饰玻璃碗等国宝级文物，成为建立省级博物馆的重要原因。1988年，陈列大楼建成，《固原历史文物》与《丝绸之路在固原》两个专题展览对外开放后的第三年，我有幸成了宁夏固原博物馆的讲解员。

那时候的讲解员，不仅要负责讲解，还兼负文物安全、布展、打扫卫生、开展厅门的职责。由于观众少，我有时和招聘的临时讲解员一起织毛衣。记得罗丰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讲：“织毛衣的时间多着呢，但是学习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的意思我明白，是担心我们把时间荒废了。在熟悉罗丰撰写的展览大纲和固原历史文化及文物的过程中，我对第六展室的一块块墓志产生了兴趣，墓志主人除了史索岩妇人安娘之外都姓史。当时，罗丰的《固原南郊隋唐墓地》还未出版发行，我手头没有拓片，只能蹲在地上梳理冰冷的墓志资料。我生来胆子小，有天晚上，翻阅与史道德相关的考古资料时，有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似乎墓主人就站在我眼前。

在此之间，罗丰让我帮他摘录《唐墓志汇编》里与史姓人有关的资料。我发现唐墓志里有大量史姓、米姓、安姓、何姓、曹姓等姓氏资料。我想这些古人，就是我在大学里略知一二的“昭武九姓”人。兴趣使然，1995年，我的论文《隋唐时期居住在固原的“昭武九姓”后裔》在固原师范学院学报刊载。《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出版之后，在英文序言里，我方知“昭武九姓”被西方学者称之为“粟特人”（Sogdians），是北朝隋唐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业民族。

1996年至1997年，我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今北京语言大学）进修了两年时间的英语课程。毕业后，翻译学习了国外专家学者对固原历史文化的研究资料，开阔了眼界。

在陈坤先生担任固原博物馆馆长期间，我任研究部主任。固原博物馆文物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行的国际交流展《僧侣、商人、使者与西北丝绸之路》展览后，我们编辑策划的《固原历史文物》书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历史资料、文物图片的形式介绍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固原的历史文化，同时让我认识到文物藏品所透出的固原历史文化的重点。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固原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桥梁。

2007年卫忠先生任固原博物馆馆长期间，我担任保管部主任。那年恰逢“蒙元时期的六盘山与成吉思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固原召开。在卫馆长的领导下，我撰写了《蒙元时期的六盘山与成吉思罕》展览大纲，展览向观众展示了固原文化遗产中与蒙元历史相关的文物及当时开城居住的民族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

2008年韩彬先生担任固原博物馆馆长期间，适逢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让我撰写了《丝绸之路在固原》改展大纲。从此以后，我们的展览多了英文说明。该展览的一部分内容曾作为对外交流展在山西省晋祠博物馆展出，展览名称为《胡风东来——宁夏固原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

2010年，“隐形将军”韩练成之子韩兢先生把其父亲生前的遗物捐献给固原博物馆，我们计划设立专门的展室陈列。领导把韩将军一生的简历和在隐蔽战线工作经历资料提供给我做陈列大纲。阅读资料后，韩练成将军的事迹深深的感动了我。他的人生轨迹反映了战争年代“下民之子”（韩将军自谦）以功事上，历寻正道，报国为民，功成却又淡泊名利，坚守信仰的赤子之心。

魏瑾女士担任馆长期间，固原博物馆的展览《千年固原 丝路华章——固原历史文物特展》荣获2016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作为工作成员之一，自豪感油然而生。

2016年，由王效军馆长策划，我撰写的对外交流展览《青铜之路——宁夏固原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特展》，以陇山范围内发现的西戎文化器物为主要内容，让人们了解先秦时期欧亚大草原东部，特别是中国境内长城沿线游牧民族迁徙、生活、战争、贸易交往的历史，从而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形成的进程。该展览入选2016年度国家文物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项目，在多个省份巡回展出。

2016年8月，固原博物馆承办的“丝绸之路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固原召开，来自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论文收集于《丝绸之路暨秦汉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编魏瑾，副主编苏银梅），于2016年12月出版，其中收录了知名专家学者研究固原的珍贵资料。

随着国家文物局对馆际间交流展的重视，固原博物馆也成立了陈展交流部，我有幸成为该部门的一员。参与了《山西出土玉器精品展》《海贸易遗珍——广州博物馆藏18世纪外销瓷器展》《割不断的记忆——固原古代建筑艺术展》《八闽墨宝—福建博物馆藏明清字画展》《千年记忆—宁夏岩画展》等引进展览。

无论是撰写展览大纲、参与引进展览的陈列设计，还是撰写专业论文、欣赏文物都给了我与古人对话的机会，在付出辛苦的同时，我收获了或许行外人不能理解的幸福感。在海原地震博物馆展览工作时，资料中的那些遇难者让我更加珍惜安稳的现实生活；协助永宁纳家户回族博物馆工作时，有幸沿西北丝绸之路走访了一圈。甘肃兰州、临夏、河西走廊、新疆境内众多的文化遗迹，让我感悟到丝路文化的厚重；因路途劳累半夜抵达石河子酒店经历的梦魇至今难以忘记。

更加欣慰的是，我负责征集的“傅作义赠单兴忠烈士挽幛”和“单兴忠烈士挽联”，填补了我馆一级革命文物的空白；经手的如今收藏于黄河文化宫的文物“鹿纹灰陶罐”是目前宁夏境内首次发现的齐家文化陶器中以动物为题材的文物，对人们认识齐家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工作经历使我把丝绸之路重镇固原这个“点”与整个东西方丝绸之路的“线”联系起来。多次的学术会议，与各方专家学者的交流，使我又认识到世界丝绸之路的“面”，进而对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丝绸之路有了新的思考。

常言道，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近三十年的文博工作，不仅让我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还让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尤其是古代戎、羌、月氏等众多北方少数民族发展、演变、融合的历史，昭武九姓（粟特人）的来龙去脉，与现代民族的关系。

我虽然算不上博物馆的元老，但的确见证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变化和它在文化建设、对外交流、宣传教育领域的作用。全体文博人上下协力，在各自岗位做出的努力和贡献，给了我不断前行的动力。如果有来生，我还想做文博人。未来，相信会有更多新的知识从博物馆里传播出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文化根脉会在博物馆里代代相传。（苏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