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贵州做文物保护工作，深切体会到，贵州省的领导者十分重视民族文物。我亲历过的一些事，几十年过去了，恍若就在昨天。

最让我念念不忘的是贵州省首位副省长兼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省文管会”）主任秦天真。他是贵州毕节人。1935年红军长征过遵义，党中央批准建立贵州省工委，他是三位委员之一。后来北上延安，在解放区工作。解放战争末期，随军南下回到贵州。新中国建立后，历任贵州省、贵阳市的多个领导职务。我认识秦天真是20世纪80年代他任“省文管会”主任后。当年“省文管会”办公室设在省文化厅文物处，“一摊人马，两块招牌。”我当时任文物处处长，也是“省文管会”办公室人员。一次，我向秦天真汇报民族文物工作，出示侗寨鼓楼、花桥（风雨桥）的照片，他很有感触地说：“身为贵州人，不晓得贵州有这么好的东西，该检讨！”他指示先在贵阳办个“侗寨鼓楼图片展览”，然后争取到北京展出。我们照办了。开展前，把印有鼓楼、花桥的说明书和印有花桥的书签式请柬以及鼓楼、花桥的大幅照片，送到省市主要领导同志家中，使其在参观之前就对展览有良好印象。开幕式上，秦天真剪彩，省市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开幕式，不仅观看了展览，还欣赏了鼓楼文化活表演。1984年冬，我趁进京参加全国民族文物工作会议之机，携带侗寨鼓楼、戏楼、花桥、民居等乡土建筑照片和对大歌、“踩歌堂”、演唱侗戏、唱拦路歌、“行歌坐月”等民俗活动照片，给国家民委和文化部文物局的同志看。11月5日与民族宫展览馆草签《关于筹办〈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的商谈纪要》。10日回到贵阳，立即向秦天真汇报，他在《商谈纪要》上批示：“能够在北京展出是大好事。请提出展出经费，以便早日着手。”

为在北京办好“侗展”，邀请中宣部宣传局、原文化部文物局领导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民族学院、社科院民研所、光明日报社、民族画报社、民族团结杂志社的专家记者深入侗寨考察。回到贵阳进行座谈，听了发言，秦天真说：“爱国不是空的，首先要爱家乡，爱你这个民族。我多年受‘贵州是蛮烟嶂雨之区，穷山恶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压抑，腰杆硬不起来。有好东西不敢说，一说便是‘夜郎自大’。现在不是自大而是自卑，不应有自卑感。如果在北京将这个展览办好，就会出现‘贵州原来如此’的看法。鼓楼、花桥不仅仅是建筑，还是民族文化。我们应为拥有这样好的东西而自豪。民族宫愿意办这个展览，我们会大力支持。这不只是为了兄弟民族，也是为了整个贵州。”

为了贵州，秦天真强烈支持我们“走出去，请进来”向文物界同行请教。文物普查和文物志编写工作会议、文物宣传工作座谈会等全国性会议在贵阳召开，使贵州受益匪浅。

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朝文是贵州苗族人，我因为工作关系，加上同是苗族，与他往来较多。凡有要事找他，他都热情支持。全国民族文物工作会议后，批准建立“贵州省抢救民族文物办公室”，批拨专款抢救民族文物。在征集4000多件（套）民族服装和近万件民族民俗文物的基础上，批准以省政府的名义成立“贵州省酒文化蜡染文化展览办公室”“贵州省民族节日文化展览办公室”，在省内外巡回举办“贵州酒文化展览”“贵州蜡染文化展览”“贵州民族节日文化展览”，表演民族节日歌舞和蜡染刺绣制作技艺。与此同时，批拨专款，维修文物古迹，保护民族村寨，利用经过维修的文物建筑开办一批专题民族民俗博物馆。记得1985年研究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时候，财政部门有同志说：“1982年才公布129处，没过几年又要公布108处，怕太多了。”王朝文语重心长地说：“贵州不怕文物多，贵州只怕没文物，文物是个好东西！”他解释道：“有人看不起贵州，以为贵州是蛮荒之地，没文化。古代建筑我们确实不如外省，但民族建筑有自己的特点。贵州的民族文化大多蕴藏在民族文物中。现在不保护，等它消失了，再来谈保护，来不及啦！”他的见解与建筑大师张开济不谋而合。后者实地考察贵州民族文物后，1986年11月27日在秦天真主持的“贵州文物考察报告会”上说：“我在其他事上主张宁缺毋滥，但在文物保护上主张愈多愈好。现在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230多处，县级1200多处。省级准备扩充到400处，我觉得保守，还可以扩大。保护文物建筑，就像抢救病人：抢救不一定都成功，但是，若不抢救，必死无疑。等人死了才抢救，来不及了！”（吴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