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刘朴在承德进行文物普查时整理笔记

盛夏来临的时候，我又来到大山深处的小杨树沟，拜访93岁的抗战老兵于俊德。聊天的时候，老人由衷地夸赞我：“你真是个干事业的人。”是啊，假如从我迈入文物大门的1976年算起，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工作了43年了！

河北承德县是个面积广大的山区县，地上地下文物遗存比较丰富。20世纪70年代，正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农田水利工程轰轰烈烈开展时期，经常有文物出土。从那时起，我就常常带领单位同事，深入山村沟岔，宣传文物政策，收集流散文物，进行文物调查。我们的不懈努力很快产生了作用，基层政府经常通告文物情况，老百姓主动上交出土文物，一些濒临损毁的文物建筑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公安部门也密切配合，打击文物走私犯罪，收缴的文物都及时移交给了我们。

做好文物工作，不仅仅是条件艰苦，有的时候还要冒着危险。有一次，我参加公安部门打击文物贩子的行动，当买卖双方“成交”的时候，警察掏出枪来：“我们是警察！”那几个贩子急了，疯狂地扑上来，抡起锹把横扫一气，差点就打在我的腿上。还有一次追查被盗的古墓，我拽着绳子下到墓底，漆黑一团，浑身凉气，朦胧中觉得那打开的墓棺中的尸骨似乎动了一下，令人恐怖！有朋友劝我：“干这行别那么较真，睁眼闭眼的事儿。”我说那可不行，既然端上了这碗饭，就有责任压在肩膀上了。

做好文物工作，必须不畏辛苦。野外调查中，经常步行上百里路，风餐露宿，负重前行，顶风冒雨，踏雪卧冰，是常有的事。有一次调查汉代长城遗址，我们饿着肚子在远离村庄的山野里跋涉11个小时，最后又饿又渴又累，只好到收获后的耕地里去挖剩下的土豆充饥。一次修补一座清代寺庙钟楼，冒着酷暑抄写钟上的文字，最后累得虚脱，竟然从钟楼上滚落下来。说起几十年的艰辛，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做好文物工作，必须执著。从上班那天起，我就记住了“十六字方针”：“责任在身，当仁不让；据理力争，审慎从事。”最重要的是责任，因为我们的使命是守护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所以责任比天大，来不得半点疏忽和轻慢。发现文物线索，必须千方百计征集回来，否则就是失职。有一次，一位村民在院子里挖出一批包括编钟在内的辽代文物，我们得到消息赶去后，他已听信了别人的蛊惑，带着文物东奔西走。我们一遍遍追索，一次次做工作，循循善诱，陈说利害，反复查找长达数月，终于将这批文物收集回来。

做好文物工作，必须机敏。有一次在班车上，无意中听到几个老百姓说话，说起那个村部的一个装满各种文件、报纸、信件的橱子，从1954后以后再没打开过，我立即与他们联系，带人前去，收集了各类纸质文物500多件，其中的“文革”文物尤为珍贵，尤其是有一张通篇红字的“全红日报”，见证了“文革”时期的非常现象。还有一次回老家探家，听说邻村一家盖房子，挖出了好多带有手印的砖，我立刻前去，发现了一座大型辽墓，收集了包括“手印砖”在内的一批文物。

做好文物工作，必须精益求精。县级文物工作，涉及文物保护、文物展览，以及相关工作的许多方面，相当于“万金油”，什么都要涉猎，什么都要研究。尽管受各方面的制约，比如人才结构、资料拥有、研究视野等，不可能像专门研究机构那样得心应手，但是必须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本职做得尽善尽美。自从1988年4月我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谈文化站在文物工作中的作用》，到获得社科成果奖的专著《汤泉行宫》，几十年中发表各类论文50多篇。从最初的外行，到慢慢“入行”，从助理馆员做起，一直做到研究馆员，“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入选国家文物局编的《中国文博专家志》。几十年中，各类奖励证书达130多个。我想起了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朱诚如先生的话：“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待了30年，如果还没成为专家，不是笨就是懒。”我自认为，我不算笨，尤其不懒，我在县级博物馆这小天地里，凭着责任感和毅力，干出了一番天地。

几十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几十年中，我只做了文物工作这一件事，从中收获了快乐、幸福和充实。我参加三峡考古，曾经在发掘工地上写作《长江月夜》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参加了全国第二次、第三次文物普查，曾经编写了《文物普查五字谣》；我参加河北省内的长城资源调查，执笔了大型画册《河北长城》；我退休后被返聘编写《文物志》，在下乡补充调查的同时，还写作了一本书《乡村故事》。回首过去，是文物事业这个舞台成就了我的人生，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真的是无怨无悔，乐在其中！（刘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