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批国保中革命文物的大量增补，实现了数量和占比的大幅度提升，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对中国革命史的见证和支撑体系，并极大促进了相关领域的沟通交流和共识的形成，为今后做好革命文物保护，革命精神传承和革命故事讲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五四宪法”起草地旧址外景图
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高度重视，先后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20余次，亲自考察革命遗址、革命博物馆纪念馆30多次，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为加强新时代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国家文物局近年来大力加强革命文物工作，指导各地区各部门扎实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使得革命文物家底基本摸清，革命文物保护状况持续改善，革命文物教育功能不断强化，出台了《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导则》，组织编制了《长征文化线路保护总体规划》，启动了长征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利用试点，并联合有关部门公布了第一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在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申报工作中，也明确将革命文物的增加和补充作为重点工作方向，从公布结果上看，革命文物也确实成了这批国保中的亮点。
总体而言，第八批国保中革命文物的增补工作体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革命文物总体数量显著增加，所占比例大幅提升。
据统计，前七批国保中共有革命文物477处，本次新增138处，增长率接近30%。此前，国保中抗战文物共有186处，本次新增46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文物共有233处，本次新增94处。数量上的大幅增长，无疑是第八批国保中革命文物增补工作最显著的成绩。
与此同样重要的是革命文物在国保体系中所占比例的提升——第八批国保共公布762处，其中革命文物占总数的18.1%，与1962年公布的第一批国保单位中革命文物占比持平，而超过了其他各批次，体现出了十八大以来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此次增补，国保单位中反映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文物数量在革命文物中所占比重超过了50%，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救国道路，实现民族复兴这一历史进程的突出体现。
二是全国革命文物总体格局保持稳定，各地区分布更加均衡。
我国近现代革命运动的发展历程有其自身特色，这使得全国范围内革命文物在地域分布上有明显的规律，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空间分布格局，这在本次国保申报中也同样得到了体现。从公布结果看，传统的革命文物大省依旧保持了明显优势。在一至七批国保中革命文物总量排名前五的省份里，湖南省此次继续保持了总数量居首，而江西、广东、湖北也仍然在前五之列，仅重庆市微跌一名屈居第六，而由原来排在第六位的江苏省补上；排名前十的省份中也仅有原排名第十的北京市因增长幅度较小而被原排名十一的陕西省超过。另外，在排名前十的省份中有半数以上均保持了超过25%的增长率，其中江西省革命文物的增长幅度更是超过了50%，可见革命文物资源仍有很大的挖掘潜力和提升空间。
在此次国保申报中，很多原本革命文物总量和占比相对较小的省份都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中东三省表现非常突出，通过对抗联、日军侵华罪证、东北解放等革命主题的调查研究和保护挖掘，增补了一大批革命文物，辽宁和黑龙江省分别实现了27%和75%的增长率，而吉林省的增长率超过120%，全国领先。新疆、西藏、青海等少数民族自治区和边远省份则发挥自身特色，结合和平解放、戍边军垦等革命主题开展文物申报，均达到了40-60%的数量增长，青海省还实现了国保中长征文物零的突破。其他如山东、安徽、海南、四川、天津等省和直辖市也都实现了革命文物较大的增幅，提升了文物资源在全国分布的均衡性。
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山西、陕西等以古代文物遗存丰富而闻名全国的省份在第八批国保申报中均大力加强了革命文物申报工作。河南省和山西省的增长率分别超过了30%和60%，而陕西省则达到了100%，使得全省高等级文物中类型分布更加合理，红色主题更加凸显。
三是填补了空白，增强了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了能够全面见证中国革命史的文物体系。
为历史进程保留具有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实物载体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为了能够对中国历史形成更为完整和全面的见证和支撑，国家文物局在第八批国保申报的启动阶段，就将“完善体系、填补空白”作为主要工作原则之一，而这一原则在革命文物增补方面得到了突出的体现。
在革命斗争的历史阶段方面，第八批国保中不仅包含了一系列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物，对原有革命文物体系的薄弱环节进行了强化，还重点加强了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49年-1965年）代表性文物的增补。例如，果洛和平解放纪念地、川藏公路大渡河悬索桥、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等展现了青海、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湘西剿匪旧址、一江山岛战役遗址等记录了人民军队为保卫新中国所进行的英勇战斗；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凝固了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不受外来势力干扰，公正、独立地审判侵略者的历史时刻；五四宪法起草地旧址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起到了填补空白的重要作用。
再以抗战文物为例，朝阳山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密营遗址及四行仓库抗战旧址的列入弥补了国保单位中没有东北抗联和淞沪抗战相关文物的重大缺憾；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旧址、汉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旧址则展示了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领域的抗战历程，为国人认识抗战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的列入可以提醒大众在谈到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国际援助时不应只想起飞虎队；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遗址和侵华日军第100部队遗址与第六批国保单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旧址一起构成了揭露日军研制生化武器，残害中国人民的反人类罪行的更为完整的证据链；辽源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和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则与第六批国保单位贵州镇远和平村旧址形成鲜明对比，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与日本侵略者的凶残野蛮……46处国保单位的增补无疑大大提升了抗战文物体系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第八批国保中还特别注意了对具有“第一性”、“唯一性”等特殊价值的革命文物的增补，如近代以来第一个县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旧址，现存唯一被在世慰安妇亲自指认过的日军慰安所——侵华日军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东北创建的第一块早期抗日游击根据地——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等，使得这些规模不大，原本知名度不高的文物受到了应有的重视。
还需特别提及的是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列入国保，为讲述党中央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人民走向全面胜利，筹建新中国的革命历程补齐了至关重要的一环。
“完善系统、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一系列与已有国保单位合并的项目上。共50个合并项目中包含了12处革命文物，如第一批国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此次补充了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等曾租住并召开预备会议的宿舍旧址；同为第一批国保的海丰红宫、红场旧址则补充列入了广东省最早的农会——赤山约农会旧址等。这些合并项目使得原有国保的价值认知更加全面，文物构成体系更加完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是加强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相关学科间的沟通交流，明确了标准，形成了共识。
革命文物与其他类型文物有所不同，其认定和保护往往并非文博领域可以独立完成，而需要党史、军史、近代史等相关学科专家的配合和指导，对文物价值的评估也需要全面考虑其纪念性和教育意义。因此，第八批国保中革命文物的遴选评定和现场复核专家组中，半数以上的成员均来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权威研究机构。在评定过程中，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讨论。将党史中对于革命历程、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认识和定位与文物价值评估方法与真实性、完整性原则进行了深入结合，在革命文物的界定及其与革命纪念物、纪念地的共性与区别等方面形成了理念上的共识，进而明确了对于名人故（旧）居、重要机构旧址、烈士墓（陵园）、战场遗址等不同类型革命文物的评定原则和标准，例如“没有较完整的文物遗存，仅余历史环境的革命纪念地不列入国保”“新中国成立后重建，真实性存在明显问题的建（构）物不应列入国保”“解放后新建的烈士纪念设施，原则上不再增补列入国保”等，这不仅确保了本次国保申报工作的权威性与严肃性，也非常有利于今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开展以及文物部门与宣传、党史、民政等部门的配合与协作。
另外，一些革命文物的增补还体现出了近年来党史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和趋势。例如从长征文物中苟坝会议旧址、猴场会议旧址及红军长征过石厢子旧址的列入可以看到从重点关注遵义会议，到系统研究湘江战役后，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系列会议的研究视野的拓展；陈望道故居的列入也体现了对马列主义早期传播历程的关注等。（杜凡丁 毕 毅 杨 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