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4至17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暨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国际论坛在山西临汾召开。国内外专家学者百余人济济一堂，共收到论文或论文提要38篇，另有论文题目5篇。两天半的学术研讨，学者们的论文讲演，异彩纷呈，观点切磋碰撞。点评人点评精彩，讨论热烈，收获颇丰。

本次论坛围绕早期都邑文明的发现研究与保护传承、陶寺四十年发掘与研究这两大主题，论文讲演与讨论的内容广泛、深入而丰富，有太多的闪光点和思想的火花，令人目不暇接。在此，仅对论坛研讨的重大学术收获、相关重大的学术问题与重要探索方向，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等问题做一简要总结。

一、早期都邑与文明理论探索

关于早期都邑、城市、国家与文明的理论探讨，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经久不衰的热点课题。本次论坛讨论中，中国学者对于中国都城考古理论标准的判定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些共识是与近年来对于史前至商周时期城址及中心聚落考古发掘与聚落考古研究的进展息息相关。

但是对于如何从考古判断酋邦社会与早期国家社会，仍然存在理论上的模糊地带，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判别标准的争论会更加具体和复杂，争论可能还会持续。钱耀鹏先生的军事贵族化及其地缘政治的观点，颇有新意，值得重视。

二、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究

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究，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话题之一，讨论的论文也最多。学者们从文化谱系、生业、天文历法、玉器、精神文化、历史话语体系等方面，对于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各抒己见，百花齐放。

本次论坛，关于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的论文最多，《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的出版，对于陶寺文化谱系深入研究，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学者开始站在更高的角度与更广的格局来分析陶寺文化，特别注意陶寺文化与石峁集团、老虎山文化、朱开沟文化的关系；陶寺文化的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内在关联，有了可喜的进展。今后，陶寺文化谱系研究，还将在陶寺文化内部分期与聚落形态变化的细化、陶寺文化来源、陶寺文化去向这三个方面，继续深化。目的是更好地解读陶寺文化社会政治变化与发展。

陶寺玉器的研究，是本次论坛关于陶寺文化研究的亮点之一。从华西、华东系玉器传统大视角，到组合头饰的文化因素与社会等级标志，再到玉器钻孔技术，为以往十分薄弱的陶寺文化玉器的研究大大地助推了一把。今后，陶寺文化玉器在华西系玉器传统中的地位、陶寺文化玉器功能的转换、玉器制作工艺这几个方面，大有文章可做。

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探索，是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考古研究无法回避的课题。要不要进行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探索，从理论认识上是存在分歧的。最近孙庆伟和许宏先生关于夏文化和夏王朝的考古探索的交锋，显示出历史话语体系下考古探索与人类学话语体系下的考古探索之间，两条不同学术体系的对撞。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疑古”和“信古”认识论的不同。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适合各自的国情与历史传统。在中国，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研究是使命和责任。作为考古学家个体是可以自由选择的，但是作为中国考古学界，别无选择，责无旁贷。

在历史话语体系下进行考古学研究，也存在方法论的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徐义华先生的观点，历史文献不论是地下出土的还是传世，其实都包含史实和史学两种成分。史实是历史的真实客观的本体，史学则是人们主观构建的，但不等于是完全虚构。这种理论非常具有建设性，然而如何辨别史料中哪些是史实，哪些是史学，成为实践中最大的障碍与难题。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如果说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判别史实和史学的客观标准，那么不会说话的考古资料的片段化、碎裂化、不可验证性，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考古成果判别史实与史学的功能发挥。因此，我主张，历史话语体系下的考古研究，要像刑侦学那样，将地下出土的、无言的、碎片化的、有瑕疵的物证，串联成一条比较完整、逻辑清晰、指向性一致的证据链，证据链上的所有的片段证据的指向性，都指向同一个文献记载的结果，这很可能就是史实。我进一步认为，文献包括地下出土与传世的，都是史学，其中包含史实。史实需要考古证据链来辨析。考古证据链固然包括时空框架、考古学文化面貌，还包括社会组织特征、精神文化特征，辅以方言、方志、民俗、神话传说等人类学证据。

对于陶寺王族墓地毁墓现象的研究，随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的出版，学者的目光从陶寺中期贵族墓葬被毁，扩展到陶寺早期贵族墓葬捣毁现象。再随着《清凉寺墓地》报告的出版，将清凉寺墓地毁墓现象也纳入了考量的视野。对于这种行为的动因，学者们基本认同异族入侵的观点，包括我本人在内，也改变为这种观点。但是动机的认识，却还存在分歧。我提出是政治报复目的之一。今后，史前时期毁墓行为的考古观察的视野还可以放到更广泛的背景中，动机和目的可能也会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毁墓行为均代表着社会和政权的剧烈动荡和思想变革，非常值得深入探究。

史前人殉或人祭案例不多，却十分扎眼。从目前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墓地、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江苏花厅墓地人殉或人祭的情况看，史前人殉或人祭行为可能与财富富裕程度相关，同礼制和社会等级的关联度并不直接。闫付海先生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

三、中国史前其他文明中心和城址的研究

本次论坛还有部分论文涉及良渚、石家河、石峁研究，对于编织陶寺都城与文明兴衰成长的大背景，很有裨益。这个大背景，就是张弛先生提出的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即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半月带“农牧交错带”文化与文明的异军突起，面对此前传统的文明中心如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和良渚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的全面衰落以及中原地区的迅速崛起。表现为陶寺文化国家与文明的形成，间接吸收了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文明中心的部分营养，却与石峁集团的互动更加直接和深刻。石峁作为“农牧交错带”异军突起的中心，陶寺作为中原崛起的中心，二者关系的考古探索，自然令许多学者着迷，现在进入到剪不断、理还乱的阶段。相信今后随着石峁城址本身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石峁城址定位的逐步明确，陶寺与石峁集团的关系会渐渐明朗起来。然而离最终搞清，尚任重道远。以往兴县碧村、晋中杏花村等遗址有过一些考古工作，有助于判定石峁集团对晋中的控制及其势力范围南缘。然而，浮山、洪洞一带陶寺文化遗址考古工作的空白较大，有可能成为探索陶寺与石峁集团关系的瓶颈。今后，这一带考古工作是必须要做的。

四、科技考古打开视野

本次论坛科技考古的论文，在宏观上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微观上从生业、手工业的角度，为我们进一步打开视野。陶寺早期与中期的人群，在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差异比较明显，但是中期与晚期人群的体质特征差异就很不明显了，今后陶寺遗址的人类古DNA分析，重点可能要放在早期王族墓地内部的亲缘关系、中晚期人群构成。人牙齿锶同位素分析的重点，放在探索陶寺人群与石峁集团人群之间的迁徙关系，有助于探索陶寺与石峁的真实关系。

五、都邑遗址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

众所周知，都邑遗址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传承，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次论坛虽然设置了这一议题，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收到这方面的论文，原本邀请欧美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也因会期冲突，未能参会。鉴于此，本次论坛特别设置了“早期都邑遗产保护与利用对谈会”，中日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沙龙式的研讨，日本学者介绍了日本在都城遗址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对包括陶寺、石峁等遗址在内的大型都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很有启发意义，对当地政府的经济转型，旅游开发，周边产品研创，改善民生，让当地人民从都邑遗产中得到切切实实的福祉，必定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文物报》文物考古周刊 201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