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是考古人心中的“圣地”。从1959年发现发掘直到今天，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还在继续，它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考古工作巨变历程的鲜活例证。
2015年秋二里头发掘现场航拍
从“打游击”到拥有工作站
“早期二里头工作队筚路蓝缕，条件十分艰苦。”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介绍道。从1959年二里头遗址开始发掘，工作队就一直租住在当地村民的房子中。这些民房就是临时的工作站，不仅充当工作队员生活的场所，也是临时的库房。发掘用品、测绘仪器、发掘出土的文物都放在这里。此外，发掘出土的文物整理工作也要在这里进行，空间异常局促。“考古队员们住的床下就放着发掘出土的人头骨。”不仅如此，有时房东退租，或者要去别的村发掘，搬家是常事。“很长时间里一直处于‘打游击’的状态。”许宏这样总结。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投入的相关经费增多，条件得到了改善，二里头工作队终于有了经费修建自己的驻地。到1987年，工作队驻地建成使用。“现在我们的驻地是一座占地五亩的小院，有办公楼，有专门的陈列室、修复室、文物库房等，条件比改革开放前好了太多。”说到这里，许宏感慨万分。
1978年2号基址发掘拍照（从地面到头顶高11米）
两本报告凸显考古学科转型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外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国内的考古学学科也应时代的变化开始转型，这一点在二里头考古工作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从已经出版的两本二里头发掘报告就可以明显的看出这种变化。1999年出版的《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以重要遗存和陶器分析为主，主要解决文化分期和年代问题。”许宏说，“2014年出版的《二里头（1999-2006）》，则是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以物质文化史为主的研究取向，逐渐转向以聚落形态为契机的社会考古的成果展示”。
早期二里头文化的研究建立起了以陶器为中心的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文明史上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存的重要学术地位。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田野考古理念的更新，聚落考古方法的运用和多学科合作的展开，二里头遗址的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正是在这一阶段，二里头工作队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室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由此确认了二里头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在多学科合作上，“新的五卷本二里头报告，汇集了国内国外从事测年、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各类手工业考古及人骨分析等方面研究的62位学者的学术成果。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科技考古各个领域介入最多的一个遗址。”许宏说道。
二里头的保护从未停止
谈到二里头遗址的保护，许宏感触颇多。过去，二里头遗址的保护，靠的是考古队的严防死守。哪家挖坑，盖房，考古队就得赶紧过去，或说服阻止，或指导监督。但是考古队并不是执法机关，遗址保护存在很大的隐患。“有时候眼睁睁的看着遗址被压占，很心痛。”许宏苦笑道。
虽然二里头在1988年就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遗址的保护形势依旧很严峻。如今，二里头遗址的保护得到了国家、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关注。2017年6月，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奠基，计划于2019年10月建成，届时将成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示范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展示基地。“二里头遗址博物馆项目被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成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许宏说，规划占地613亩的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也与博物馆同步建设。
对于二里头的未来，许宏谈道：“二里头遗址，经过我们的勘查，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半个多世纪以来只发掘了4万多平方米。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将一直持续下去，可以说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他还表示，二里头遗址的保护和发掘，都将注重可持续发展，要把文化遗产尽可能多地留给子孙后代。（李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