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有一份来自民间的记忆——“豆腐账”。与大多数直接反映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的展品不同，那是一位极其普通的上海市民杨燕秀老人记录在作业本上的家庭开支账目，吸引着无数观众的眼球。看着这套账本，往事历历在目。
2000年11月30日，我下班后准备赴上海出差，部门主任告诉我，“领导让你去上海时想办法顺便看一下这套‘豆腐账’。”顺手给了我一张前两天的上海《文汇报》。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记者郑蔚的报道《恩格尔系数那点事》。
报道中说，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世纪末中国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由大变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老百姓生活的巨大变迁。
报道中提到，1965年，随着杨燕秀老人家里孩子不断长大，原有的房子不够住了，为翻建住房不得不借款1500元。这在当时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因为老伴陆先生是八级工，收入较一般人高，居住在周遭的又都是亲戚，所以能借到钱。不过借了钱还是要还的，她过日子不得不勤俭持家，精打细算。在那个年代，为了支撑一个既要开销又要还账的家，老人不得不开始记账。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从未间断过。
“豆腐账”是上海俗语。据说，早先豆腐商贩们因为生意繁忙、自身文化水平低，无法记录像样的账簿，便在做生意时，根据每笔营业金额大小，留存下大小不一的豆腐块，营业结束后清点结算。后来被上海市民逐渐引申出去，指水平不高的流水账。
这篇报道仅提到“豆腐账”的主人杨燕秀老人家住上海市杨浦区。为了尽快找到老人，离开博物馆上火车前我托在上海媒体工作的朋友帮忙去打听，终于在大桥街道办事处找到了。上火车后不久，他打来电话告诉我老人家的住址。第二天早晨下车后，朋友接上我一起去了杨燕秀老人家里。由于事前没有联系，老人对我的突然造访毫无准备，场面一度略显尴尬。寒暄几句后，我首先介绍了国家博物馆的地理位置和功能定位，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展览的筹展情况。老人听后没有表态，甚至如果没有我的强烈要求，她都不打算让我看她的账本。而看到账本后，我感受到这套账本的价值。但无论我怎么说，老人却一再表示这套账本没什么。
从老人家里出来，失望写在我的脸上。从事征集工作十几年了，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老人需要什么？担心什么？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十分煎熬。
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记者杨云苏用电话联系我后，便带着摄像机匆匆忙忙赶到了博物馆。经请示领导同意后，我们见面，我谈了我对杨燕秀老人豆腐账的认识，以及我馆收藏豆腐账的目的，并接受了现场采访。他回去后结合其在上海采访和拍摄的内容，制作了新闻纪录片“百姓故事·杨妈妈和她的‘豆腐账’”。纪录片在3月30日CCTV-1东方时空时段多次播出，其中下午3点30分那次播出，我和杨云苏是赶到上海在杨燕秀老人家里共同观看的。
在这期节目中，杨燕秀老人透露了自己的活思想：账本对国家固然重要，但自己儿女的现状却未尽如人意，自己的身后事也让人不踏实，她甚至为此在账本的末页写下了开玩笑的“遗嘱”。
看了节目后，老人终于确认了“豆腐账”对于国家博物馆的重大意义。于是我马上提出借几个账本回去研究，她痛快地答应了，并给我做了一一介绍：第一本1965年5月借钱开始建账，1980年的账本记录有借钱买了一台465元2角的14寸黑白电视机，1984年的这本写有还清全部借款，从此以后账本再无赤字；2001年过春节前，老人花了1010元人民币为自己买了一条铂金项链等等……
当我把这几个账本带回来展示出来时，同事们露出了惊喜的表情，太丰富了！太真实了！太难得了！
领导看过账本后，肯定了我们的前期工作，并指示尽力做好后续的相关工作。
杨燕秀老人在电视节目中表达的顾虑辗转被浙江义乌的民营企业家刘先生得知后，他给我们来电话表示，愿意以个人的名义给老人一些补偿，解除老人捐赠账本的后顾之忧。
4月10日，我借赴上海出差的机会同杨云苏、杨燕秀老人和刘先生见面，当听完杨妈妈的诉说后，刘先生非常感动，当即履行了承诺。我馆顺利从杨妈妈家里征集到这套豆腐账本。
终于完成了任务，喜悦之余，我邀请大家聚餐。老人不愿我破费而婉拒，后在一再邀请下，我们在她家楼下弄堂口直对着的一家小餐馆，我花了31.6元吃到了有生以来最舒服的一顿午餐。
2001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展览在我馆隆重开幕，“豆腐账”成为展览众多的亮点之一，许多观众纷纷在此驻足。看着由各式各样作业本和日记本组成的账本，记录着：1965年5月20日借1500元；1966年春节花了19.01元，过春节欠20元；1970年春节支出共计16.39元，当月还记录着本月没有余存。看罢，观众不时发出一声声惊叹。
国家博物馆的征集以往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证物为主。这次征集到来自老百姓的文物资料，从1965年5月20日至2001年3月，几乎每日不落，生动客观反映我们国家百姓生活变化，同时折射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迁，展出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为扩大宣传，馆领导要求我趁赴沪出差的机会，尽可能邀请老人到北京来参加“豆腐账”捐赠仪式。
能不能邀请到老人进京，我心里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老人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欠佳。但经过我诚恳的劝说，老人同意在大女儿的陪同下到北京参加捐赠仪式。老人到京后，安排住在馆里的招待所，我和馆里的同事轮流陪同。捐赠仪式上，我介绍了征集“豆腐账”的经过，领导亲自为老人颁发了收藏证书。老人非常激动，表示：“账还在不断地记，今后也会不断地捐！”
豆腐账的征集工作达到高潮！
现在回顾这次波澜不惊的征集过程，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总结：
首先是在“豆腐账”征集过程中，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尤其是博物馆的领导。那时因经费紧张，赴外埠出差的机会少之又少，我却因为这个征集任务及后续工作一年之内先后八次往返京沪。为赶时间，每次都是火车去，飞机回。拿到文物后为了安全住宾馆、坐出租车等等，这在以往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是全馆同仁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每当在外面遇到困难造成工作波折向领导请示时，总是得到热情的鼓励和悉心的指导，感受到领导充分的信任。举例说，当老人同意来京后，我为能买到两张火车下铺车票犯了难。当我从上海打电话向领导请示时，得到的答复是只要老人来北京，一切都好商量。解决了以个体的力量无法解决的“巨大难题”。还有就是老人在京期间，馆里各部门职工，尤其是车队师傅们的关照和配合。无论是机场的接送还是在京参观游览，都确保了老人出行的舒心、安全和顺畅。博物馆有善待捐赠者的优良传统，在这次的接待任务中表现得尤为出色。
老人及其亲属对本馆工作的充分理解和鼎力支持。老人的儿子原在内蒙古工作，为探亲以前来过北京。又因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再加上北京与上海在膳食上的巨大差异，造成老人北上的现实困难。但为了我馆的工作，老人克服了这些困难，赴京出席了我馆的捐赠仪式，并对日后账本的捐赠做了积极的表态，倾全力支持了我馆的工作。
另外，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记者杨云苏对“豆腐账”的征集工作不断作追踪报道，浙江义乌的民营企业家刘先生对杨燕秀老人的慷慨资助，都是“豆腐账”征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助力，没有他们的热心相助，工作进展不可能如此顺利。
“豆腐账”征集的成功，是我馆征集老百姓手中见证国家历史相关实物资料的开端，使我馆的征集工作跃上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空间。
“豆腐账”虽小，却和“红手印”“入世槌”一样见证了我们国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串串数字记录的不仅是普通居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有力见证，折射出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与社会历史变迁。（陈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