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的繁荣使得文化设施的改善获得持续动力，物质财富的迅猛增长导致精神文化需求空前加剧，各级党委政府、行业部门以及企业、个人、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共同致力于文化建设的态势日趋显现，博物馆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经各地文物部门年检注册的博物馆总数达到4510家，比上个年度增加了345家；这组数字与2013年末的4165家、比2012年增加299家相比，呈现了继续高速增长的态势。其中，非国有博物馆增速尤为显著，由上年末的811家发展到982家，新增171家（接近全年新增博物馆的半数），在博物馆总数中的同期占比也由19.5%上升至21.8%。

　　实际上，对于博物馆的发展速度、建设质量等问题，国家文物、博物馆主管部门一直是有发展预估和前景规划的。譬如：（1）2011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十二五”末（2015年），全国博物馆总数达到3500个。（2）同年，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提出：引导博物馆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提升水平；2015年实现每个地级以上中心城市拥有1个以上功能健全的博物馆。（3）2013年，国家文物局印发的《2020年文物事业发展目标体系》提出：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人群覆盖率从40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发展到25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

　　然而，前述2014年统计资料说明，全国博物馆数量已达到4510个，提前超过“十二五”规划（今年末）预计的3500个博物馆，且超额数高达1010个。在人均拥有博物馆数的指标上，按2014年末公开统计数字中的中国大陆13.68亿人计算，则已达30.3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若照此速率发展，则到不了2020年即可提前若干年实现25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的目标。

　　《博物馆条例》颁布后，境内外一些媒体在关注博物馆管理与法治等问题的同时，曾就我国博物馆的发展速度、统计数字提出疑问。如丹麦一家媒体的驻华记者就曾电话询问笔者：中国博物馆的实际数字与规划数字之间是否存在“打架”问题？又如，今年3月2日，新华网报道：设置准入门槛、规范藏品来源、明确服务内容……《博物馆条例》2日“出炉”，我国将以法律形式规范博物馆建设。然而，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近年来各地博物馆建设“高烧”，平均不到２天就增加一座新博物馆，速成馆、挂牌馆、空壳馆等乱象频出。此次公布的《博物馆条例》是否能够化解这些高烧“并发症”？

　　从国际视野看，即使按2020年25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计算，我国的人均博物馆拥有数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美国号称拥有1.7万多个博物馆（据权威人士分析，其中符合登记标准的实际上只有8000多个），约1.8万多人拥有1个博物馆；日本有5500余个博物馆，约2.3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博物馆快速发展中挂牌、空壳现象凸显，专业品质不达标、社会功能亟待完善的博物馆为数不少。2013年的一项非国有博物馆运行状况抽样性试评估结果显示，合格率仅为14%。这里固然有评估标准按与国有博物馆“公平对待”而导致的偏严、偏高等因素，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客观现实：国家鼓励扶持、快速增长形势下，非国有博物馆的规范化问题日益突出，亟待进行现状评估，促进质量提高。

　　因此，我国博物馆一方面发展需求大，增长潜力足；另一方面，又要正视功能不健全、质量不达标的问题，在快速增长中尤应更加注重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博物馆条例》施行后，规范的办馆“门槛”如何落实；特别是博物馆法人登记前，省级文物主管部门的前置核准由《博物馆管理办法》规定的“审核同意”统一为“备案”，主管部门和相关管理机构的监管职责能否到位，达不到设立“门槛”要求的挂牌馆、空壳馆会不会更多涌现等等，不得不引起业内外的注目和考量。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宏伟目标的感召下，我国社会的文化建设包括公共文化发展正在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与博物馆发展的多样性，以及我国博物馆快速增长的现实状况和依法管理的要求，一再启示我们：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国博物馆，在“致力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应致力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