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作为一个词，最早在《山海经》就出现了，它的意思是能辨识多种事物；《尚书》称博识多闻的人为“博物君子”；《汉书·楚元王传赞》中也有“博物洽闻，通达古今”之意。
无论古代先人们曾经创造过多么辉煌的文明，终将都会被历史的长河所湮没，再创造、再湮没……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文明的永恒和魅力。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某个途径去寻找这些文明的踪迹，穿过时空的阻隔，管窥历史的变迁，对接先人的臆想。这个途径就是博物馆。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城市的物化发展史，它是源远流长的地方史志的重要见证，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精神的浓缩和表达。了解一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以至未来，正是从博物馆开始。
从1953年吴晗、郑振铎提议创建首都博物馆，到1979年在孔庙挂牌，再到2006年新首博出现在长安街畔成为北京新标志性文化建筑……半个世纪里，首都博物馆建设的起起落落，折射着北京的发展，铭刻着时代的足迹。首博中数以万计的精美文物是历史与文化的永恒印记，而首博自身的建设历程则浓缩着北京人对文明的执着追求。
（一）1953年，访苏归来的吴晗、郑振铎提议创建首博，其后25年间项目几上几下，首博无处安身
首都博物馆的营建要追溯到1953年。
其时，全国上下正沉浸在一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热潮中。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和时任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在刚刚结束的访苏行程中参观了“莫斯科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很是振奋。
当时，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一股建设新型博物馆的热潮正在全国各地兴起。北京地区也先后成立了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天文馆筹备处，开放了鲁迅博物馆、徐悲鸿纪念馆等。于是，一个想法在吴晗和郑振铎心中萌生：参照苏联的作法，在全国的建馆热潮中，北京也要建一座“首都历史与城市建设博物馆！”
不过，还需要听听文化名人的意见。
4月27日上午，西长安街市政府东厅。吴晗和郑振铎召集开了一个关于建立“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即首都博物馆的前身）的座谈会。
那天，作为与会专家中最年轻的一位，时任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的罗哲文一早就赶到会场，他选了个角落坐下来，随后叶恭绰、邢赞亭、常任侠、侯仁之、王松声、马衡、常惠、傅振伦、刘开渠、苏秉琦、启功、何达、萧军等20多位历史、文化、教育、艺术界知名人士悉数到场。
吴晗在会上介绍了出访感受，开门见山地提出想在北京建立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的设想。他说，建设博物馆的工作是为了明天，这是历史教育、艺术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博物馆一定是地方性的，与北京没有关系的不陈列。郑振铎更是着重从北京的历史、文化和地位的角度解释了筹建这座博物馆的意义。
对于这个提议，与会专家都很兴奋，讨论热烈。大家达成共识：作为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的文化底蕴之厚重无可比拟；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成就令人瞩目，的确需要建一座地方性的博物馆阐释城市精髓，展示悠久的历史、光荣的革命传统、丰富的文化遗存、多彩的民居风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振奋人心。在展陈内容上，吴晗认为该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也应比照苏联，分为自然之部、历史之部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部……
整整一上午，罗哲文一直专注地听着、记录着。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座博物馆的蓝图。现在看来，他想象中博物馆,很接近今天前门附近的北京城市规划馆。但1953年的北京百废待兴，国家正处在上升期，处处需要用钱，政府不可能拨款建设一座新博物馆，要建博物馆最现实的方案就是利用北京现成的古建筑。
1954年2月，市政府批准正式成立“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
此后25年间，“首博”的命运与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在“运动”中沉浮起落。
编制8人的首博筹备处先是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与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合署办公，后又搬到北海天王殿。市政府还将天坛公园内的七十二长廊和宰牲亭划归筹备处作为展览地点。
考虑到当时北京史研究方面尚缺少系统成果，文物藏品数量不足，要在短期内完成历史、自然部分的陈列任务难以办到，而当时面临艰巨的建设任务，更迫切需要用取得的成就教育和鼓舞人民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提高民族自信心，于是市领导决定博物馆的基本陈列首先是社会主义建设部分。为了加快首博筹建的速度，文化部还从湖南、四川、天津、云南、山东、上海和重庆等地博物馆抽调业务干部支援首博的建馆和陈列工作。
百忙之中的吴晗亲自主持召开了关于“首都历史与建设展览”的分期、对象和有关问题的座谈会，会后首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列大纲开始编写。就在大纲已基本完成，并征集了一批“社建文物”时，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各地兄弟馆借调的人员不得不先后返回，陈列计划成了空架子。
1958年，向世界证实新中国新面貌及实力的十大建筑开始动工，仅用了一年时间全部完成，其中大型国家级博物馆占到一半。与此同时，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定陵博物馆、周口店北京猿人展览馆……一座座新博物馆先后建成，火热的博物馆建设浪潮中，专家们再次呼吁筹建“首博”新馆。
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很快来临了，“首博”计划只能搁置。
1960年12月，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次被撤销，与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合并成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人员缩减，文物移交。
转眼三年过去，国家逐渐走出经济困难期，首都博物馆筹备处再次批准恢复，地点仍在北海后门的天王殿。只是将原本照搬“苏联老大哥”的“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正式更名为“首都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马希桂、郑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张宁……七八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被挑选进馆。
接下来，历史的风向再次陡转。还未及施展才华，懵懂的大学生们有的被派去搞“四清运动”，有的只能“赋闲”在馆。
1966年“文革”开始了。一些博物馆迫于政治压力，只好闭馆躲避风险，即使开馆纳客，也只能办些“上头”授意的“红卫兵破四旧战果”、“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等展览。
1969年9月，首博筹备处再一次被撤销。
